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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
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
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
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
万军队，其中有
10
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
多万人，并包含80
多个精锐师。会战中，
日军伤亡
5
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
本部要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
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
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
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
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
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
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
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
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
和狂妄。当1937
年12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
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
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
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
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
4
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
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
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
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
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
年11
月
3
日，日本政
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
月22
日
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
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
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
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
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
年11
月，日军大本营陆
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
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
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
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
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
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
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
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
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
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
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
月下旬，未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
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
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
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
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
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
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
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
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
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
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
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
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
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
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
9
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
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
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
4
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
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
3
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
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
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
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
5
月
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
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
1
及第
3
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
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
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
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
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
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
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
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
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
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
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
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
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
年
7
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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