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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受丝茧外销刺激而开始大规模栽桑养蚕。无锡附近各县也继无锡之后发
展蚕桑。日本为了同我国竞争，1877 年曾派人到太湖地区考察，了解我国蚕
桑业的情况。在他们考察后所写的报告上说：从苏州到无锡，沿途一望无际，
都是繁茂的桑林，发展之快，使他们惊羡。可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一、
二十年中，无锡一带蚕桑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同时，浙江钱塘江两岸许
多地方的蚕桑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浙西的杭、嘉、湖地区就更不必说了。
原来蚕桑业最繁荣的只限于嘉兴和湖州，鸦片战争后，范围迅速扩大，
把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州和钱塘江两岸连成一片，构成我国近代蚕桑业最发
达的“江浙蚕区”。
八、十九世纪末以
后我国蚕业概况
十九世纪后期，蚕桑生产虽然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许多地方和珠
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着，可是广大蚕农养蚕还是袭用千百年来的老方法，而当
时法国和日本已把近代自然科学运用到养蚕上来，日本所产丝茧已优于我
国。这时候，我国蚕业的改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杭州知府林迪臣首
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在杭州创办“蚕学馆”，学习日本，运用近代
自然科学制造蚕种，改进我国的蚕业。它不仅是我国第一所蚕桑学校，也是
我国最早的农业学校。
随后，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省也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开办蚕桑学
堂，或在农业学堂中设立蚕桑科，以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为教师。
在二十世纪初兴办的蚕桑教育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女子蚕桑学堂”。
在封建时代，女子被禁锢在深闺里，很少受教育的机会。可是农村中养蚕工
作，通常都是妇女承担的，培养女子蚕业人才，到农村中去指导养蚕，推广
改良的蚕桑技术，自比男子更为适宜。1904 年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在上海高
昌庙开办的“女子蚕桑学堂”，便是适应社会需要、突破封建礼教建立起来
的。它是我国最早的女子蚕桑学校，也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驱。
除蚕桑学校以外，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装潢门面，聊资点缀，
也设过一些蚕业改进机构。它们经费极少，兴废无常。但在这些学校和机构
中工作的蚕桑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在广大蚕农的配合下，艰苦努力，从事蚕
桑技术的改进，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蚕种制造。
原来我国养蚕所用的蚕种，或者蚕农自己留种，或者向专门制造蚕种的
人家——“土种业”者购买。农家或土种业者只是挑选茧粒较大，茧层较厚，
外表看来比较健康的蚕蛾，雌雄交配后制成蚕种。这样，虽也有存优去劣的
作用，但制成的蚕种，品种混杂，而且前代蚕儿的病毒可以通过蚕种传给后
代。饲养的时候，如遇气候失调，或饲育上不很当心，便容易发生蚕病，影
响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杭州蚕学馆最先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制造蚕种，这种蚕种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改良蚕种”，以别于过去蚕农自留或向土种业者购买的“土种”。最
初制造的改良蚕种是纯系蚕种。1924 年浙江蚕桑学校首先较大量地制造“一
代交杂种”，1927 年江苏省又制成“人工孵化秋蚕种”，先后加以推广。这
些蚕种的制成，都是我国近代制种技术上的重大改进。
江、浙太湖地区，由于采用了改良蚕种和改进了养蚕方法，每张蚕种，
一般能产鲜茧二十五斤上下；缫丝一斤，约用鲜茧十斤。在此以前，每张相
等量的土种，平均只产鲜茧十二斤；缫丝一斤需用鲜茧十六斤。每亩桑园平
均产叶量，至抗战前夕，也由五百五十斤增至八百五十斤。
我们必须指出，改良蚕种所产的蚕茧，丝量多，茧质好，可以降低缫丝
成本，提高丝绸质量，对丝茧厂商是十分有利的。但饲养改良蚕种成本较大，
而丝茧厂商向蚕农收购改良蚕茧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茧价。所以蚕种的改良，
主要受益者是丝茧厂商，而不是广大蚕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
制度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
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①。”
正当我国蚕桑技术的改进在蚕桑生产上初见成效的时候，1927 年，资本
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恐慌。国际市场上蚕丝销路停滞，丝价惨跌，我国丝蚕
生产受到强烈冲击。据调查：1930 年秋，上海九十七家丝厂，停工的六十五
家。丝厂停工，蚕茧没有出路，茧价随着下跌，蚕农栽桑养蚕大为亏蚀，我
国百孔千疮的农村经济又进一步被推向崩溃的深渊。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3页。
1934 年前后，世界经济恐慌渐渐过去，我国丝蚕业也稍稍复苏。可是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事变”，我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太湖流域和珠
江三角洲相继沦陷。丝厂被破坏，蚕丝外销断绝，丝茧没有出路。在兵荒马
乱之中，蚕农也无心养蚕。同时敌伪在沦陷区内又大肆搜刮粮食，粮荒严重；
农村中燃料也相当紧张。广大蚕农为了维持生活，忍痛把桑树连根挖去，改
种粮食。1932 年，浙江全省有二百六七十万亩桑园，每年可产近两千万担桑
叶；抗战结束后的1947 年，全省桑园面积还不到一百万亩，约为1932 年的
三分之一。更由于桑园管理粗放和肥料不足等原因，1947 年春期只产叶二百
五十万担上下。总之抗战期间，我国蚕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
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倒行逆施，发动内
战，使全国人民再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蚕桑生产也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一
样更加趋于没落。1948 年，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十三万担带零，1949 年更降
到九万担。而1936 年全省收购鲜茧近六十五万担。也就是说，解放前一年的
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只及抗战前一年的五分之一；解放那一年的鲜茧收购量
还不到抗战前一年的七分之一。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同浙江相仿。
解放以后，我国奄奄一息的蚕桑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以
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不与粮争地的原则下，开辟了很多新蚕区，
扭转过去浙西、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蚕桑业畸形繁荣，而其他很多
地方凋残冷落的局面。现在全国除青海、西藏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了栽桑
养蚕这门副业。解放以后，蚕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高产记录不断创新。现
在每张蚕种产茧八、九十斤上下，每亩桑田产叶四、五千斤。这都是解放以
前根本不能想象的。
九、从“野蚕结茧”说到
人工放养柞蚕
前面介绍的是吃桑叶的桑蚕，下面再简单谈谈吃柞、槲〔hú胡〕等树叶
的柞蚕。过去桑蚕都是在室内饲养的，所以又被称作“家蚕”；柞蚕栖息在野
外的柞、槲等树上，所以又被称作“野蚕”。我国很早的古书上就提到野蚕。
晋朝的《古今注》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 年）东莱郡东牟山（今
山东蓬莱、掖县一带）有野蚕结茧，当地人采收到万余石，制成丝绵。因为
古人把大批野蚕结茧看作是祥瑞的征兆，所以史书上常把它记载下来。一直
到明朝初年，关于野蚕结茧的记载真可说“史不绝书”。
我国虽然很早就开始采收柞蚕所结的茧子加以利用，但直到明朝后期才
创造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方法，使人工放养柞蚕成为山区农家的一项副
业。创造这套方法的是山东半岛的农民。明末清初，山东益都有个叫孙廷铨
〔quán 全〕的人，写了一篇《山蚕说》，文章中说：“古人遇到野蚕结着大
批茧子，便认为是祥瑞的事，现在东齐（胶东一带）山里，到处都放养着山
蚕（即柞蚕）。”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知道，明末清初胶东一带放养柞
蚕已经很普遍了。
后来，柞蚕种和放养方法又从胶东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其他地方。
辽宁的柞蚕是“闯关东”①的山东农民带去的。山东农民闯关东，都是横
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的盖平、岫岩、金、复等县登陆。所以东北最先放养柞
蚕的是辽东半岛。明末清初，那里可能已经放养柞蚕了。后来再由辽东半岛
向北扩展，遍及东北各地。
陕西的柞蚕，最早是山东诸城县人刘棨〔qǐ起〕介绍去的。他在康熙年
间，即十七世纪后期任陕西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地方官时，曾从他家乡购
买种茧到宁羌试养，并教民织绸，据说因此过去宁羌人称柞蚕丝织的绸为“刘
公绸”。雍正三年（1725 年），陕西兴平人杨双山，又从山东引进柞蚕到渭
河南面的终南山麓放养。
河南和山东相邻，柞蚕放养方法的传入，比陕西一定更早些。
贵州是西南各省中柞蚕传入最早的省份。贵州从山东引进柞蚕的经过情
形，古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乾隆四年（1739 年），山东历城人陈玉壂〔diàn 殿〕任贵州遵义知府。
他看到遵义有许多柞树，可是当地人只把它砍了作柴烧。他想，如果仿照他
家乡的办法，用来放养柞蚕，岂不更好？于是，第二年初春，他便派人回山
东购买种茧①，并且招募了一些熟悉柞蚕放养方法的农民，同来贵州。但是因
为南方春季回暖较早，种茧还没有运到贵州，在途中就已羽化为蛾了。
陈玉壂接受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次年提早在冬天就派人回山东购买种
茧，立春节前就运抵遵义。春期放养成功了，但秋期放养因气候关系，又告
失败而断种。陈玉壂不得不再度派人到山东购种，并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
最后终于放养成功。这时候，陈玉壂又从山东招募缫织工人来遵义，教会遵
义人缫丝织绸。
柞蚕传到遵义不久，又从遵义传到安平（今贵州平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