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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的袭击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
损失，平均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特别严重的是，在当时的漕运制度上，曾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运粮
过程中，如果因为船只损坏以致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
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这样一来，许多押运官员就利用
这个规定，每当发现粮船漏水损坏时，宁可置之不问，让它沉没，以逃避自
己的责任。这样就更造成许多船民的无辜牺牲，并增加了粮船的沉没数量。
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
年）的十二年内，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
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
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
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朝海运机关曾在至大四年（1311 年）
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
的船只进出。延祐元年（1314 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
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 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
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春季漕
运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悬布旛〔fān〕，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
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政府大规模的挖河造船，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
负担，各地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进行反抗。这种反抗，即使在元朝统治力量
强大的建国初期也没有停止过。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 年），刑部尚书①
向忽必烈报告说：“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兴造
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变。”
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到元顺帝时代，
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河运断绝，海运也大减。至正二年（1342
年）元政府从江南搜括官粮以及贵族和寺观所占有土地的租粮等全部北运，
仅有二百六十万石，比过去减少将近一百万石。到至正十九年（1359 年），
漕粮北运更下跌到十一万石。元朝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不得不招降起义军
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并封他为运粮万户②，要他监护海道运粮，但并没有收到
实际效果。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海运便全部断绝了。
漕粮产地的丧失和漕运的断绝，意味着元朝统治生命线的切断。加以当
时各省农业衰敝，遍地饥荒，被切断了生命线的元朝统治者更无力维持自己
在北方的统治，所以不久就在更扩大的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下崩溃了。
六、以河运为主的明代漕运
公元1368 年，反元起义军首领之一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
就在这年，派大将徐达北伐，占领了元朝的京城大都，改名为北平。明朝初
年，为了驱除和阻止蒙古残余力量的南侵，在北方驻有重兵。1403 年，燕王
朱棣做了皇帝，把京城由南京搬到北平，改北平为北京。
明朝初期为了供应北方和辽东等地军队给养的需要，又恢复了海运。但
是由于航道生疏，气候条件千变万化，船只照常发生沉没事故。例如永乐元
年（1403 年）由江南运粮到直沽，全年总量为六十万一千二百三十石，安全
运达的只有四十九万多石，沉没、损失的粮占总运量的百分之十七。明朝统
治者对于改善海运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沿海地区增设一些航行标志，
白天用标旗，晚上用灯光，指挥船只进出；广泛采用了磁石指南针等航行仪
器，来辨识航行方向；此外，还专门建立船只避风的场所，并对海运线路进
行了多次探测，等等。明代通过海道北运的粮食，正常的年运输量都在一百
万石左右。海船每年往返两次，漕船返程时，同样将北方的豆类和枣梨运到
南方，数量也很大。
但是，由于海运险阻，明朝的漕运重点还是放在运河方面。永乐年间，
动员了山东百姓十六万五千人，用了二百天时间，对济宁至临清之间长达三
百八十五里的一段运河，进行了整治，使汶水、洸〔guáng〕水注入运河以增
加运河的水量，并以南旺口为最高点，使运河水南北分流。北段建闸十七个，
南段建闸二十一个。经过这次整治，大运河又能南北畅通了。永乐十三年，
建造了三千只木船投入河运，使河运大大加强。此后海运即告停止，漕运全
由运河承担。
明朝行驶在运河的漕船，一般为八九千艘至一万艘不等。天顺（1457 至
①。。 刑部，是封建社会里中央政府中主管司法行政事务的部门，尚书是该部长官。
②。。 元朝设诸万户府，管理军务，分为上、中、下三等，运粮万户掌管海道运粮事务，官阶和诸路万户
府相同。
1464 年）以后，规定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漕军定员为十二万一千五百
人。崇祯初年，漕船增加到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艘，年运输量为四百万石左
右，每艘船载量二、
三百石不等。
为了鼓励漕运，嘉靖（1522 至1566 年）年间，曾明令规定：每条漕船
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
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这样一来，大运河便成为当时南北交
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淮安、扬州等，都成为
当时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
七、清代的商船漕运
从1644 年至1911 年，统治中国的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仍定都在北
京。
清朝政府对粮食的搜括，一向是十分重视的，逼税逼粮的手段也是十分
严厉的。清朝初年有这样一桩事例：探花①叶方蔼、翰林②秦松龄都曾因为欠
着几分赋银而被革职，这是逼税的一个例子。顺治十八年，江南大小绅士因
欠粮而被革退的就达一万四千多人，可以想象逼粮之严。清朝初年直到鸦片
战争前，漕粮收入每年约为四百万石（分正粮、杂粮两种，正粮征米，杂粮
征麦豆）。漕粮运输，由于清初实行海禁，所以专门致力于河运。但运河时
通时阻，不能正常进行运输，而且在运输过程中，弊病很多，漕运问题成为
清朝政府十分头痛的大问题。漕粮是京城皇室贵族、王公大臣的口粮来源，
又是驻扎在北京一带八旗军队的给养来源。清朝政府对漕粮的北运，曾做了
一些新的尝试。道光五年（1825 年）举办的以官督商运的形式，通过海道把
江南的粮食运输到天津，便是成功的一次。
为了举办这次海上粮运，清朝政府花了很大力量，特地调当时的所谓干
员——山东巡抚①琦善（就是以后在鸦片战争中代替林则徐继任钦差大臣而丧
权辱国的那个琦善）任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的军政长官），调安
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总办这次漕运。并设立海运总局于上海，派李景峄
〔yì〕、俞德渊二人主持。此外，又于天津设置收总局，以理藩院尚书②穆彰
阿为验米大臣，会同直隶（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总督负责验收漕米。为了
保证漕粮运输的安全，清朝政府还命令沿海各口岸的驻军，分段负责巡逻监
护。清朝政府如此注重海上粮运，一方面说明清朝统治者重视漕粮的运输，
另一方面也证明他们对于初次试办的商运漕粮还很不放心。
这次商运漕粮，进行顺利，共往返两次。运输了苏州、松江、常州、镇
江等四府和太仓一州的粮食共计一百六十万石，使用平底沙船共计一千五百
六十二艘，这些船只的载运量自五百石至两千石不等。清朝政府共开支运输
①。。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中规定进士录取分三等，第一等的第三名称探花。
②。。 当时进士派在翰林院里做官的称翰林。
①。。 巡抚是清朝一个省的军政长官。
②。。 理藩院，官署名，专理内、外蒙古等地的朝贡事务机关。尚书是这个机关的最高长官，由满人担任。
费用白银一百四十万两。
当时的运粮经过情形，根据记载，大致是这样的：
未启运前，先由官方的海运总局和各地的商船代表，共同商订了章程。
章程内容，包括明确相互的责任，运输费用和各项杂费的金额，粮食的损耗
率，等等。当时一石粮的运费是四钱银子，另外，每船发给赛神银四两（用
于迷信开支），犒赏银三两，天津挖泥压空钱一千文。此外，凡是承运一百
石粮，就发给垫舱芦席折价银一两三四钱。在损耗率方面的规定是：运白粮
（精米）一石，准报耗损一斗；糙粮一石，准报耗损八升。
由于这一章程照顾了船商的利益，所以参加漕运的商船比较踊跃；特别
是准许船商载运免税货物二成进衍贸易一项，更刺激了许多船商参加了海上
运粮。
各地商船陆续集中到上海黄浦江里，签好合同后，即等待装船。上述四
府一州的缴粮民船也先后进入黄浦江，等候验收。这时，官方的监兑官便按
船只（商运船和缴粮民船）报到的先后次序，率领商船船主来到缴粮民船上，
由三方面代表（官方监兑官、商船船主、缴粮船船主）共同核收；经过三方
的会同检验，认为粮食的质量合格后，即将粮食过秤移装到商船上；同时还
特地封出样米一斗，做为船商到达天津交粮时，向收兑单位呈验，以对照样
米与所运漕米是否一致。在运输手续上，规定由上海的海运总局发三联单，
三联单的一联留存上海海运总局，一联交商船船主自执，另一联交商船船主
携带，到天津时，呈交天津的收兑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