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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专题史话-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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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对唐朝,当时唐明皇(即唐玄宗),正
在华清宫(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有好几千里路,可是很快就接到了这
个消息。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了。那时仅
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一千四百九十六处。元朝将驿馆音译为“站赤”,
所以后来通称邮驿为驿站。

有一个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著《马可·波罗行纪》
这部书里,曾提到元朝每二十五里必设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宏大华丽的
房屋,内备床铺,被褥皆以绸缎制成,住宿时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专为钦
使来往休息之用。他

说,即使国王来住,也必定觉得非常舒适。他还说,这样大的驿站,足有一
万多处,驿马共有三十万匹。马可·波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驿
站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另外元朝还沿袭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这种急递
铺是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的,有点象现在的军邮,全国估计约有两万处。
每铺有几个铺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这些铺丁腰里挂着铃铛,手里拿着
枪,夜间还要拿着火把。他们走到路狭地方,就用力振铃,叫路上车马行人
让路。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在很远地方振铃,下铺一闻铃声,即作好
准备,接递文书,继续前进。这样,一铺接一铺不停地传递,一昼夜规定要
走四百里。

明朝驿站,基本上沿袭旧制。清朝中叶以后,近代邮政逐渐发展起来,
代替了古老的驿站制度。

两千多年来的邮驿通信,虽然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
一定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唐明皇为了让他的宠
妃杨贵妃吃到新鲜荔〔lì〕枝,就为她从长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专设了
一路邮驿,昼夜飞驰,运输新鲜荔枝。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有名的诗句,就是对这件事的讽刺。又如清朝康熙
年间,贵州巡抚①佟〔tóng〕凤彩就曾上书皇帝,诉说贵州地区驿站的痛苦情
况。他说,天下最苦最累的莫过于驿站,而驿站最险最远的又莫甚于贵州。
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qué〕脊烂。甚至苗民被逼
得不能种地织布,死的死,逃的逃,流离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实,历史
上各个朝代的邮驿通信都普遍有这种现象,这不过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三)民信局和侨批局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文书,除了宋朝还准许高官显宦
附寄家信之外,一般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既然这样,私人如遇有紧急事情,
需要通信,地主、富商还可以派家丁或雇脚夫远道传书;一般老百姓只有托
人捎带,不但辗转传递,缓不济急,而且往往延误或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
了许多“鸿雁传书”一类的故事,古代人民通信的困难,可以想见。后来,

①。。 巡抚,职官名。明初设置,清朝时为一省行政长官,兼管军事。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的往来频繁,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
及在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乡亲
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更
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时而起。大约在唐朝的时候,
长安、洛阳之间,就有了主要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
做“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
官府驻长安的机构,再凭收据到各地方的官府如数取钱。这实际上就是汇兑
业务的萌芽。当时还发行了一种叫做“邸〔dǐ〕报”的手抄或木刻报纸,通
过邮驿传到各地,好象现在的报刊发行一样。到了明朝,就出现了专为民间
传递信件的民信局。西南各省的民信局有的叫作“麻乡约”,相传起源是这
样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
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沿海沿江通商方便的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直
到东北和西北各省。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21 至1874 年)是
民信局发展最盛的时期,当时全国大小信局总共有几千家。自从清朝政府与
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条约以后,上海商业和交通畸〔jī〕形发展,
各民信局便纷纷扩大组织,在上海设立总号,在各地商埠设立分号、联号或
代理店。规模小的民信局,就联合起来营业。这样,在全国各商埠和交通较
方便的大市镇联成了一个稀疏的民间通信网。

民信局是一种商业组织,由东家(俗称老板)出资,雇用店员经营。因
为它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所以凡是能够获利较多的地方,各民信局就争
设机构和路班,无利可图的偏僻地区就无人注意。民信局的服务对象也主要
是商人。为了招揽业务,各民信局还给他们的主顾以种种便利。例如:在晚
间商店结帐后,派人到各商店,登门收揽邮件和汇款。长年主顾还可以记帐
总付信资,甚至还可以打折扣。

从很早的时候起,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地区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
很多。还有一些人,是被帝国主义强盗骗到外国去作苦工的。这些旅居国外
的侨胞,和他们的家属通信,或者把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些零星银钱寄回家里,
起先都是托人捎带,很不方便。后来,广东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发展
业务,组织了“侨批局”,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信和汇兑业务。因为福建
方言把“信”叫做“批”,把华侨汇款附寄的信叫做“侨批”,所以把这种
寄递华侨信件和汇款的机构叫做“侨批局”。侨批局除在国内出国华侨较多
的城镇开设外,还在国外设立分号。据1930 年统计,全国登记的侨批局共有
一百八十家,所属国内外分号共七百多家。到1948 年全国解放前夕,还有侨
批局一百多家,国内外分号共一千多家。它们对便利海外华侨寄信汇款和与
祖国联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本身也获得丰厚的利
润。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并没有设法对中国官办
的驿站和民办的民信局以及侨批局加以改革,而是一任侵略者侵夺我国的邮
权。民信局和侨批局虽然遭到侵略势力的打击和摧残,但是由于它们有着悠
久的历史并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还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被扼杀。
后来,由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创办海关邮政,利用其亦官亦洋的特
殊权利,对民信局采取登记办法,强令民信局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
局向轮船交运邮件,提高民信局交寄邮件总包费用,遭到民信局联合罢业反


抗。赫德乃改用另一套办法,将海关邮政国内平信资费由四分降为一分,本
埠平信由四分降为半分。以资本主义竞争手段,将民信局打击得一败涂地。
甚至在辛亥革命后,官办邮政还仿照民信局信件随到随投的优点,强迫官邮
信差,实行每日由四次改为八次、十次、十二次的投递制度,即使引起信差
大罢工,也在所不惜。直到1935 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限期结束的高压
政策之下,民信局才被迫停办。

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统治下的邮电

(一)打破中国大门,闯进“客邮”

自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
略者打开,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42 年,昏庸腐朽的清政府,
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允许开广州、福州、厦门、
宁波、上海为商埠,香港也被英国占据。在“南京条约”尚未签订的前四个
月,英国当局就在香港开办了所谓英国邮局。从此,英国就以香港为基地,
五口为前哨,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着,法、美、德、俄、日
等国也各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他们自己的邮局,其中以日本所设为最多,分
布最广。

各侵略国纷纷在中国私设邮政,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还美其名曰“客
邮”。这些所谓“客邮”,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也没有取得清政府允许。那
时不仅在沿海、沿江、内地,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汉口、重
庆、锦州、哈尔滨、山海关、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南京、镇江、苏
州、杭州、福州、厦门、汕〔shàn〕头、北海、海口、芜湖、九江、宜昌、
长沙、昆明等几十个城市设有“客邮”,而且远至新疆的乌鲁木齐、疏附、
塔城,内蒙古的海拉尔,吉林的珲〔hún]春,云南的蒙自等边远地方,以及
东北南部的广大县城和乡村,也到处都遍布“客邮”。这些“客邮”,都是
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服务的。有些
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大量走私,偷漏关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本系“协约国”一方的参战国,但大战结束后,
在1919 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竟确定由日本继承
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利,拒不归还中国,因而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在广大人民压力下,
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八个条件,包括收回邮电
通信权利等,但是完全遭到否决。只有俄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
年7 月发表对华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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