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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静静的转述，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卖保险的那帮人是这么说的：周小萍前几天已不幸染上SARS。染上SARS后发生的事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说她只是疑似病例，还没有最后确诊；一种说她目前正在紧要关头，如果能挺住就大概没什么危险，如果不能那就小命不保；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周小萍开始发烧时，她老爹就租了一架飞机，直接把她送往香港治疗。对于最后一种说法，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香港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特别是个非典病人。可是静静吐了个漂亮的烟圈，不屑地笑笑，说人家有钱什么干不了？我仔细一想，觉得也许存在这种可能性吧。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有钱过，靠着可怜的想象力，我无法推断出有了钱到底能干出多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关于周小萍的问题，我已基本打听清楚。我对自己说：姓周的就像个噩梦，过了今天你彻彻底底把她忘了就是。就像高中时每次我和宽宽一块看通宵录像后内心都愧疚不安，我们往往会双眉紧锁、咬文嚼字地说：过了明天，重新做人！
第五部分第三十五节
42
4月30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今天是“劳动节”前的最后一天。早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列出“相信科学、抗击非典”征文大赛的提纲。这玩艺我放假期间琢磨琢磨，放假之后再花两三天的时间写写，应该能搞定。桌子对面，芳芳继续转移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把那些东西剪贴到自己的移动硬盘中。我偷偷看着她，心里不是个滋味。老李已经开始让她进行工作交接了——就是把手头的工作整理分类、最后写成一份详细的工作交接报告。芳芳说有个工作了一两年的学英语语言学的硕士来接的她工作。现在经济不景气，又是非典时期，招聘一个这样的女娃还是很容易的。而老李上班后没跟我俩说一句话，一直躲在他那边，也不知道在干吗。
中午我和芳芳戴着口罩去食堂买盒饭。两素一荤，这是雷打不动的。我要的是炒土豆片、炒青菜、回锅肉；芳芳要的是鱼香茄子、海带丝、宫爆鸡丁。我现在一闻到食堂里的味道就想吐。这下倒好，搞得办公室也是这种恶心的气味。我吃了一半，终于无法忍受，把饭菜统统扔到厕所旁边的垃圾桶里。正从厕所往回走，碰到芳芳。她一脸苦相，也说实在是吃不下去，再吃就要流鼻血。我双目圆睁，说不会吧，怎么会鼻血呢？芳芳说，小弟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一吃食堂的饭就上火，脸上常有要长美丽青春疙瘩豆的趋势。我说，我没有见你脸上长东西啊。于是芳芳像电视里那些做广告的美女一样，说两年多了，我一直都在吃排毒养颜胶囊！
昨天晚上从静静的酒吧回来已经很晚了，到宿舍又和刚刚看完书的宽宽聊了一会儿。吃完饭愈发困倦，就关了电脑的显示器，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睡得很香，连梦都没做一个，不料稀里糊涂就被芳芳推醒。芳芳说马上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赵处长也去。我迷迷糊糊地说，干吗啊？不就开个会吗，怎么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芳芳说，你这个榆木疙瘩，明天不是要放假了吗？我哦了一声，在桌上一大堆文件里翻出我开会专用的笔记本。用了快一年了，本子上已经画满了领导和同事们的素描。估计到七八月份，得换个新本子。
我在厕所洗了把脸，匆匆忙忙赶到三楼会议。赵处长和老李还没到，对外合作处的小兵小卒却已经到齐。平时开会，要是领导没到，我们这帮年轻人之间还会打打闹闹，异性之间甚至还会开个无伤大雅的黄色小笑话，往往是男的一脸坏笑，女的花枝乱颤。今天个个一脸严肃、正襟危坐。难道今天他们就要宣布赴驻外机构工作的人员名单吗？我想不至于吧。这么想着，就看见赵处长和老李进来了。两人一边往里走一边窃窃私语。赵处长坐到椅子上之前还看了我一眼。我一惊，一下出了一身冷汗。
赵处长讲了大概5分钟吧。主要意思是说明天就要放假了，从春节到现在这三个月大家都很辛苦，也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目前北京处在非常时期，而对外合作处的工作人员，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在这个非常时期仍然坚守岗位。这种忘我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值得大力提倡、大力表扬。她又说五一放假期间，大家在好好休息的同时，要注意安全。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人员不得离京。有未经上级许可擅自离京者，发现后要受到严厉的行政、经济制裁。即使呆在北京，也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不要这、不要那，赵处长又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对着手中的一张纸念了二十多个不要，关于五一的安全问题这才告一段落。后来她话题一转，说到了芳芳合同期满的问题。她说芳芳一毕业就来到对外合作处工作，几年来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取得的工作成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她合同期就要满了，可能会有自己的打算。她要是愿意继续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当然是张开双臂欢迎的；她要是有别的选择，我们就衷心祝福她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帆风顺吧。赵处长的一番话说得芳芳激动万分，眼睛红红的。芳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大家鞠躬，并且连说几声谢谢。而赵处长的讲话也告一段。她看了看老李，老李就说赵处长，您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先走吧。赵处长朝老李点点头，又朝大家点点头，起身离去。
赵处长走了之后轮到老李讲，结果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一讲话，我们就得记笔记。可能因为去驻外机构工作的事情，这次会议与会者的笔记记得特别勤快。对于老李来说，这次会议绝对是一次胜利的会议、成功的会议。整间会议室除了老李慷慨激昂的讲话声，就是我们这些小卒子们刷刷的写字声了。有人像小学生一样仔细，除了一笔一划地写字，还用改正液把错别字认认真真地改去。要是被赵处长看见，绝对会说这种忘我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值得大力提倡、大力表扬。而老李平时看电视、看报纸的成果也清晰地显现在此次会议的讲话中。他从办公室打印纸张的节省谈到凤凰卫视奔赴海湾报道的勇敢的女记者，从中午个别人员把盒饭饭盒乱扔的坏习惯谈到北京非典疫情的逐步控制，从张国荣的跳楼自杀谈到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忘乎所以。老李大谈对外合作处和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时，我像从前一样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画我的素描。我先画了一张关于老李的——他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放着他的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上是一些圆的和长的人体器官，而老李并没有聚精会神地看电脑，而是扭过头来朝一边看。表情有些惊恐、有些愤怒。我看看本子上活灵活现的素描，又看看老李戴着眼镜摇头晃脑地自我陶醉，差点笑出声来。接下来我又画了一张宽宽的——宽宽也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各类参考书。宽宽就在小山一样的书籍中埋头苦读。想起宽宽，我又忍不住想笑出声来。看来我和宽宽注定是一对拆不散的铁哥们了。高中时我俩在同一所中学，经常一块结伴看通宵录像；大学时我俩在同一座城市，经常到对方的学校乱窜；工作后又都来到了北京，现在这小子又和我住到同一间屋子了。这可真像一句老话说的：人生啊，可真是奇妙呐！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毒，外面杨树上的知了没命地叫着。会议室里的空调开着，但是仍叫人感到窒息。我又在小本子上乱画着，昏昏欲睡，直到老李提到了单位的房子。我一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老李说北京的房子很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单位为年轻职工分忧解难，才把这么好的房子给你们住。这是单位作为一项福利提供给大家的。想必你们也清楚，咱们这块的房子到底有多贵。像你们现在两个人住的两室一厅，你们要是出去租的话少说也得1500块。这么好的条件在别的单位那是绝对少见的。但是，单位把房子给你们住，并不代表着房子就是你们的。最近，底下有反映说咱们有些人啊，经常把一些亲戚啦、朋友啦带到房间里；更有甚者，还让他的亲戚、朋友住到那里。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为什么呢？现在不是平常，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想想，要是你带的朋友被染上非典，那你被染上的可能性是100％的。你被传染上了，我们这些人还能逃脱得了吗？我们整个对外合作处的工作人员是不是都要因为你一个人而遭此横祸呢？各位，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啊！需要引起各位的足够重视、足够重视！我希望被说到的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你想想，连这一点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我们怎么敢派你去驻外机构工作呢——老李的话说到这里，我的脑袋嗡的响了一下，之后就短路了。后来老李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没怎么听清楚，只看见他胖胖的嘴巴一张一合，就好像水缸里面的小金鱼。这个时候，虽然我大脑已经不怎么灵活了，但仍然垂死挣扎地狠狠看了JB一眼。他急忙把头低下，紧紧盯着桌面上的笔记本。
后来这次胜利的大会就结束了。老李第一个出去了，剩下我们这帮人这才陆陆续续从椅子上站起，拿起各自的笔记本朝门口走去。可能知道刚刚毕业不到一年的我这次是彻彻底底失去了出国的机会。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平日里友好多了。他们有的朝我行注目礼，有的亲切地朝我微笑，有的善解人意地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唯一让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