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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武王打败商纣进入殷都后，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处理，一直到第五天戊辰，才用猪来追祭文王，并于同日立政，标志着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这件铜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后的第四天辛未受到武王赏赐的，于是利就于这一天刻了铭文。武王伐纣的史实，文献多有记载，但就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则是首次发现，利簋作为这次战役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件青铜器称为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并自发现之日起，备受世人关注。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由于利簋本身所刻铭文较少，且铭文又较古奥难训，如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张政烺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对铭文作过考释，但在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及句子的理解却有分歧。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作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尽管利簋铭文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仅靠这些记录是难以得出正确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达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学而言，必须对所有的天象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大的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天文史学家江晓原主持研算。牧野之战的奇异天相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的天象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等进行验算。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如关于彗星的天象，文献中有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的记载，天文学理论表明，这种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研算，记载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0。3％，这样小的概率很难作为可靠的推论依据，故一并予以排除。
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后，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100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分别是：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
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7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来自全国60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惟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按后来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的天象相吻合。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后，“既”在标准月相之后，“旁”在“既”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岁在鹑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