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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碗面条的价钱很关键。如果他给了十块，我们的面条馄饨也不能少给。我后悔事先没有问卖馄饨的价钱。那南方人显然也在后悔。凌晨五点，即便是十字路口也了无行人。南方人只得向我们求援，问我一碗面条值不值十块钱？我的脑子活动开了：如果帮他说话，势必得罪卖馄饨的。我们也得出十块钱事小，他的案板上就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况且他说了自己的身份，是从大牛山下来的。南方人也许不知，可我清楚，那儿有一个劳改农场。卖馄饨的看起来也像那一类人。但如果不帮南方人说话，我们也得按十块钱一碗的价给。
急中生智，我问南方人：“十块钱一碗，里头搁的是什么？”我的智慧不在于问了一句巧妙的话，而在于使用了许城方言。如此一来就与南方人拉开距离，而与也说许城话的馄饨挑主接近了。卖馄饨的说：“是啊，你也不瞧瞧面条里头搁的是什么！值这个价。别说十块钱，二十、三十元老子也敢要。你掏不掏？不掏就变二十了！”说着用勺子去敲南方人的头。南方人被迫掏了一张十元的，提着箱子过了马路。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今天算我撞见鬼了！”
之后，我和王玉埋头吃。我们没有相互讲话。我在考虑吃完以后付钱的事。其间又用许城话要了一两次盐、辣椒什么的。卖馄饨的两次把勺子伸过来，给我盐和辣椒。总算吃完了，我问：“几个钱？”卖馄饨的说：“你是许城人，我不宰你。都是家门口的，我明天还在这块摆，你带两个人来砸挑子，我还划不来呢！他是出差的，乡下人，不是不宰白不宰呃？你说还是这个理？”我赔笑道：“是是。”卖馄饨的说：“我就收你五块钱吧。”
五块钱，我们还是挨宰了。按当时的物价，一碗三鲜面和一碗馄饨加起来撑死也不过两块五。我掏出一张十元的给卖馄饨的，他说没得找。此时商店都没有开门，没地方换零钱，卖馄饨的也不可能不收钱。我不愿再逗留下去，所以最后还是付了十块钱。好歹和那南方人相比，我们赚了一碗馄饨。
我带上王玉，继续上路往码头而去。此时天光已渐渐显露，路上出现了一些早起的行人。我们又穿过四个十字路口，最后抵达码头。王玉坐在自行车后，没有再抱我的腰，也没有说话。她默默无语，没有声息，从重量上感觉，也没有睡着。她大概为我刚才的表现在生气呢。如果她生气，也是我们相处以来的第一次。谢天谢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候。她气得很是时候──如果注定要生我的气的话，此时生气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是一个胆小鬼、自私的人，而且猥琐。谢天谢地，她能这样地理解我、后悔我们之间的行为。她但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离开我就像离开一块木头、一场恶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和更圆满的呢？没有了。对我来说，知道她生气也就得到了安慰。她会为我的软弱和卑微，为我的一切缺点而生气，和其他人一样，和赵燕、小惠一样，那真是太好了。我也就不必存有最后的一丝遗憾了。
王玉始终绷着脸，当我们坐在防波堤的水泥护栏上遥望那条船的时候她也一样。后来太阳出来了，映在她脸颊上。我去买刚刚能分辨出颜色来的红红的苹果。我捧着纸袋向她走近，近到足以看见她流泪的距离。很难说她面无表情是生气还是为了忍住不哭。我呢？既不想流泪也不生气。我只想睡觉。我太疲倦了。接着我想起来了，韩东的一篇叫《利用》的小说是这样结尾：
哦，朝霞，他们被它明确的无意义和平庸的渲染浸润了。
然而此刻，某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属于我。我看见王玉在哭，泪流满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哭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虚无，尽管他（她）悲伤、委屈或莫名其妙，同时也很充实。
王玉回去后的一个星期，杨真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悲痛中稍稍解脱出来的东海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他感谢我没有给一个和王玉在一起的机会，否则他现在就会觉得对不起杨真了。他没有料到杨真会死得那么快。他说如果当时我给他机会，王玉肯定会和他上床的。他有这个把握。
障 碍（1）
他是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的。要是在现在那也许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名人，人们对他的兴趣普遍集中在男女关系方面，小报在这方面显得很有作为。那时候有关他的绯闻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谣言四起，有时也不免言中。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对名人缺乏必要的谅解，更有甚者，大家认为名人在道德方面也应该是一个楷模。在一个领域里的出类拔萃说明了生活态度上也一定严谨自律，怎么可以在一个方面表现出色而在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甘于堕落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倘若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也不可原谅。李红兵感叹没有赶上好时光。一切都在进步，对名人的崇拜、追星、传媒、小报记者和私生活曝光，而人们的理解力却不能跟上。到后来报纸上开辟了道德法庭专栏，对他进行声讨，李红兵的锦绣前程就此毁于一旦。
在李红兵走红的那一年里，他和无数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其中的三个女人共堕胎九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人堕胎三次。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其中的一人堕胎七次，而另外的两人各堕胎一次。使一个女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堕胎七次，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不仅无法理解，同样也无法想象。至于具体情形李红兵真的无法说清了。他只记得身边不时有女人堕胎。开始时他还有印象，是那个叫珍珍的，也是由他亲自过问处理的。到后来李红兵已经完全糊涂，堕胎的医院被固定，怀孕的女人也由他的助手护送，只是到他这里来报销手术费和营养费。堕胎这件事已成为乐队的日常公务，只不过需要及时处理而已。当然，至于是不是他的孩子就像是不是他的女人一样，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直到他因此获罪。在拘留收审期间，李红兵方有闲暇思考那些血肉模糊的孩子是否是由他弄出来的，此时已是有口难辩了。一切都记在他的账上，都是在李红兵的名义下进行的，可在他的周围至少有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的生育能力至少也不会比瘦弱的李红兵差到哪里去。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与他一同共事，之间也不乏兄弟般的情义，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原始公社，在一年的集体生活中与那些川流不息的女人生下了九个孩子，平均一人一个还不到呢。
服刑开始后李红兵慢慢改变了看法，不再鸣冤叫屈。在劳改农场里不可能有人感到自己无罪，是清白无辜的，这就像当年他并不觉得玩弄女人有什么不好，一切都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了。他想起那些被他抛弃的女人，她们的眼泪和哭泣，而他对她们下身的记忆比对她们的面孔还要清晰呢。李红兵受到了犯人们的极大尊敬，理由是他是一个采花大盗。他的名字他们早有所闻，他的那些催人泪下的伤感歌曲在农场里也从未被禁止。对女人非人的摧残以及对爱情无比哀怨的歌唱正是吸引他们的两极所在。他们让他历数三个堕胎的女人以及那九次堕胎，他们甚至要求得更多。这时候的李红兵早已把一切据为己有，他因此获罪同样因此得到荣耀，是自己不曾料到的。只有当夜深人静时他才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那些被他糟蹋过的女人现在他仍然在糟蹋她们，为了狱中生活的方便，这既令人恶心同样也不可饶恕。李红兵自知罪孽深重，除了自觉地通过改造他已别无出路。由于有一技之长，他被吸收进狱中的文艺宣传队，《自新之歌》《给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她们》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关他被捕入狱的大量报道沉寂之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有了一些有关他的消息。他的新歌依然风靡，只不过受崇拜的演唱者已是新一茬的歌星了。李红兵进来得太早，完全没有版权意识。再说他是一个有罪在身的囚犯，即使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有谁愿意为之效劳。在名利方面李红兵早已心灰意冷，他想着的只是早点出狱，和一个像珍珍那样的好姑娘结婚，好好地保护爱惜她。能使一个女人幸福也算是向其他被伤害的女人谢罪了。他要过极其普通和平淡的生活，只为一个女人写歌，只为一个人演唱，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几乎成了他支撑下来的唯一信念。珍珍，珍珍，他反复念叨着她的名字，回忆着她的长相，那是他唯一能够回想起的模模糊糊的女人的形象。她真的有他想得那么漂亮和可爱吗？
他和她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当然，她不是珍珍，而是另一个他暂时还叫不出名字来的姑娘。他本来是不会来这样的地方的，这样的地方他过于熟悉，生怕有人会将他认出来。国强告诉他那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周末舞会，举办地点在学生食堂，参加者也是一些大学生。他说：“你不应该总是闷在家里，那样伯父伯母会担心的。”他暗示他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不愿去学生舞会的原因是受不了那里的简陋和寒酸。总之，国强动用了他非凡的说服才能，终于将李红兵拉到这里来参加舞会了。李红兵坐在一张板凳上，舞会开始以后他始终没有挪动过。好在光线很暗（食堂顶部的灯泡全灭了，舞会举办者沿墙边的水泥地上点了一溜蜡烛），人影晃动，空气中不时飘过阵阵饭菜的馊味儿，李红兵不禁回忆起狱中难忍的饥饿。他努力沉浸在那样的感受中而不让刺耳的乐声将自己带入往昔辉煌的瞬间。他坐在那里，喝着舞会举办者免费提供的啤酒。到后来在一支强劲的摇滚舞曲的逼迫下所有的人都下到舞池里，墙边的长凳都空了出来，李红兵一人冷眼旁观显得特别突出。国强扭过来告诉他他目前的处境，“你这样与众不同反而容易露馅。”他说。然而这一次他的说服工作毫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