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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以及对体制变革趋势的敏感。就以我个人为例，半生经历了家族中的礼教残余，读书后经历集体主义时代洗礼，工作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制度转型，一切公开的社会体制冲突都遇见过了。三十而立后，因生活所迫下海了，还要混迹、周旋于江湖……回头看，这简直就是四种社会体制。一个人仅仅在青春期短暂瞬间，就经历三种以上的体制变革，头脑简直发晕，真是十分不幸。然而，这究竟是一种苦难，还是一种机遇，很难说得清。管制我们的制度框架如此急速地变迁，今天向左，明天向右，规矩多变，世事无常，令6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所适从——既无奈，又多疑；既接受一切，也怀疑一切。唯一得天独厚的就是能身处社会转型中琢磨制度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历史上没有一代人能够经历如此之多的制度动荡。无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是清末民国，都没有形成过四种社会制度成分混淆一处，如此难于应付。
十年前一次邂逅，拾回了忘却的记忆。1995年，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先生来大陆讲学，赠我台、港“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论文成果汇编十数卷。这套丛书对我启迪之大，在于它凑巧试图解答我心底的困惑——用“书本上的”研究“社会上的”，努力使二者贯通，弥合鸿沟。当然，这可能只是我心有灵犀之下的片面读解，是否“中国化运动”原意并不了然。但是它在效果上相当于贯通中国书本和社会，激起我莫大兴趣。书本和社会的裂隙，我历来认为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麻烦事。
换个思路说下去，中国读书人向有读闲书、杂书、禁书、野史传统，文人们逮着《金瓶梅》、《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爱不释手，私下传阅……简单的原因就是真。“文革”期间，甚至《第二次握手》、《少女日记》都广为私下流传。正经书本腻味儿，漫天假话、套话，不契合社会；而闲杂书、禁书反映了社会背后真相——包括无耻的真相，所以读书人爱读，兴趣甚于正经书。我原不关心“西方学术中国化”，以为那是象牙塔里的玩意儿，但我长久以来关心书本与社会的鸿沟，这就与学术中国化内涵“搭架”了。所谓学术中国化，就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实际；说得更专业些，就是希望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叙述体系。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其内涵小于社会制度，这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
自然科学的内涵大于社会制度，其性质超越国界、超越文化。而所谓社会科学的规律，不过是特定社会制度下演绎出的特定惯例和模式，人们将这些惯例称之为“规律”。它是有条件的，局限于本民族社会，实际上它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物理学的规律，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升空前和降落后始终不变；而所谓社会规律，一下飞机就变了。上飞机时，亲戚免费送你到机场，奉送礼物价值不菲；下飞机时，亲戚接机可能要你掏汽油费，吃饭自己埋单。再说大一些的例子，譬如经济学上提高银行利率，有利于降低房地产投资热度。仔细一看，这一“规律”仅相对于彻底市场化的、充分竞争的金融制度而言（依照边际效用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尤其是相对于开放的投资制度而言；一旦离开市场经济制度，这便是傻话、废话。当然，社会规律跨越不同社会制度后，并非完全失效，也可能是此一部分失效，另一部分有效，因而具有一定借鉴性。
长远来说，要构建一种针对中国文明的解释系统，只能先构建独立的叙述模式。换作托马斯•；库恩的哲学概念，叫做建立“范式”，即从草根生活提炼一套特殊的概念体系，砌筑一种针对性的解释系统。
五百年来，尽管中国社会不断经历制度转型，但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社会共同体，性格和特色十分鲜明，一切照搬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对之分析都显得勉为其难——背后的制度背景不同。这既是常见的“隔靴搔痒”式尴尬，也是近代以后中国书本与社会断裂的原因。其实，回想起来“四书五经”与唐宋以前古代社会原本没有鸿沟，鸿沟是近代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形成的。毕竟，现代学问大多来自西方，内含的语言、语境、定势都来自西方。直至今日，也未见一部西方社会书籍能囊括中国的基本现实。我说句大实话，不少西方社会学书籍近乎天书，具体内容大大不契合中国实际。今天读完社会学课程，明天肯定不能到社会应用，必须经过一些实际变量的转换。但是，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西学可充作借鉴，其基本原理对研究中国具有良好的参照意义。在本书中，作者就试图移植了霍曼斯、布劳的社会交换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有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假若没有这些西学依托，作者自认为很难理解关系、人情、面子、死党以及混，这些草根范畴的深刻社会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持使用关系、人情、面子、死党以及混这一类型的中国概念，吸收西学，然后回到中国社会的草根处，这是本书的思路。至少，它不让我们觉得中国现象太过于纷纭杂乱——“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对此，作者十分感谢杨国枢先生编著“人文科学中国化丛书”的启迪。
将手伸进靴子，痛痛快快地挠挠，是我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学的最大兴趣。1995年，我本人就在“靴子”里挠起来——短暂地“下海”从业于一家房地产公司。房地产，这号称中国最“江湖化”的行业，就成了我观察实际社会规则和惯例的窗口。以此为起点，研究草根的学问前后分作三段，我自己感觉就像啃甘蔗，从梢到根，越吃越甜。
这十年的成果，是深入调查、思考了两个小城市样本的主流社会，从而确认一个“江湖化假说”，或称“体制外体制假说”：这些地方在宪政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完整的不成文的惯例体制，控制着、或部分控制着地方权力分割、利益分配的运行。
这结论类似于吴思的“潜规则”，不过在我看来，又不止于“规则”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换言之：一种体制。说白了，它就是体制外的“体制”，或法外“体制”，或与体制对立的“体制”，或僭越体制的“体制”。怎么说都可以，就是不同于合法体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浸淫中国极深、无孔不入的所谓“江湖”，未意识到是中国社会江湖化的事实，未意识到是持久不衰的“武侠热”、“金庸热”，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在中国经典化、莎士比亚化……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基础。
体制和体制外，换传统语言说，即“庙堂”和“江湖”，历来属于中国政治老范畴。中国自古称朝廷或官方为“庙堂”，称“庙堂”以外为“江湖”，泛指一切非政府组织，即今日所谓NGO。江湖，就是中国古代背景的NGO，古代的非官方社会。“江湖”作为古词，辞源难于密考，不过就作者接触的史料看，频密使用“江湖”第一人，乃是道家大宗师庄周。《庄子》中，大量充斥“江湖”用语，其意虽未完全契合现代江湖意蕴，但也相去不远，很适合做现代江湖始祖。熟读《庄子》的读者尽知，《庄子》向以鱼、鸟类动物行为借喻人生。若取近能譬，触类旁通，“江湖”（今日所谓“湿地”）作为动物的栖息地，无疑暗含着“政治体制管束外的一片自由自在天地”这一寓意。
《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鱼，即人；泉，即身边资源，暗喻家族环境和宗法制度；江湖，即自由栖息地；尧、桀即庙堂，正反两极端，囊括官方体制。言下之意：尧也好，桀也好，都无所谓，反正不想在官方体制里受夹寞。
一旦大道衰落，与其苟且偷生在官方体制之内，不如游离其外，笑傲于江湖。
金庸名作《笑傲江湖》的精神源头，便来源于此。武侠之所以受人追捧，也因读者文化背景来源于此。这便是国人的语境，国人对政治文明的体悟。
二千年前，庄子的“泉涸”是说着玩的，那是一种假设，意思是“一旦如此”；但也不能说不靠谱，泉水嘛，必有干涸那一天。果不其然，二千年后，一句“泉涸”终于显为谶语，时值明中叶至清中叶后人满为患，儒教大厦即将倾覆，“道统”衰竭。圣贤们搞得很晕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真是回天无力。圣贤之道，历来好好的，怎么人口规模一上亿，就不灵了？合着并非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灾！
从清中叶再往下看，紫禁城内控制的官方体制越来越萎缩，控制面积愈益减小，力道越来越弱；与之相反，体制外的江湖倒是越来越兴盛——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太平军、捻军、军阀、土匪等等近代“NGO”们层出不穷，直至肆无忌惮扩散至体制内，一个个江湖老大当上大都督、大总统、大议长，颠覆了合法正统，导致社会大面积江湖化。这是江湖的鼎盛时期，流氓当你的大老板，管你饭吃，管你死活，民众能不江湖化？回头看，谁敢说“江湖”这说法和庄子没有远缘？民国的大军阀们，真是“泉涸”四散，个个笑傲江湖，“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没有庄子，江湖可能不称“江湖”。当然，一定会出现江湖现象，可能不一定叫“江湖”，也许取名“浪人”、“武士”、“牛仔”、“骑士”、“吉卜赛”、“波西米亚”……不得而知。“江湖”二字真正带有文学修辞技巧，甚至带有一些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意般栖居”的味道。风景画般的描绘，美化了古典政治文化的破败、衰弱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