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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作为一门没有人设计、却自发生成的惯例制度——即习惯法，它的难题就是在利益与情义之间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欲望的火药桶，易于导致冲突，讲利益就难讲情义。情义是功利的对立因素，功利心贪得无厌，情义要求不计得失，装扮糊涂，差不多就好。解决这个均衡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国人情现象之巧妙，就是把这两种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以偿还过量抑制贪欲，以时间差承受债务，以情义促进交易，以交易维系感情。这感情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朦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时间差是一种惯例规则，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表明牢记恩惠。从某种意义上说，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所以，人情维系私人关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无论如何，时间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须存在，正是这段时间直接维系了两人关系，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关系。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段时间差就不存在。时间差不在，两人情分就不被时间老人挂着；情分不挂着，关系就无以为继。假如马上还人情，哪怕过量偿还，都等于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想留你这层关系”。这样的例子生活中还很常见，一般来说，下层向上层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员亲戚托人情，或乡下人向城里亲戚送人情，由于阶层的隔阂，冷面就很常见。如果后者不愿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脸面加以拒绝，委婉的方法是马上向前者回赠分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礼物，诸如闲置的烟酒或点心一类，远比乡下亲戚一麻袋番薯花生值钱，以此表明不想亏欠人情。不欠你一袋番薯人情，就不用替你办事。惯例规则是：不欠人情，就没有办事义务。这种婉拒，既合人情规矩，又不授人以口实，可谓人情练达，游刃有余。
控制时间差是一门学问，能衡量一个人通晓人情世故的熟练程度。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决。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在人情制度环境中，还人情拖延不利于自身心态平衡，人情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认同人情，只要依赖私人关系，只要舆论对自己有压力，就得赶紧将人情窟窿堵上。为使对方放心，双方打照面时还得经常念叨感谢，面子上矮人一等，实在难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开始就想赖账的赖皮，这种人因为不守规矩，难于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过量”和“时间差”两种规矩都相对传统人情而言，到21世纪以后，人情习俗有向经济交易蜕变趋势，人情愈益淡薄，经济愈益抬头，宏观上反映了江湖习俗向商业制度转型的趋势。香港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香港人有两句话反映了这个趋势，一句“人情紧过债”，一句“人情薄过纸”。前者说人情压力之大，后者说人情渐渐淡薄，大家依靠不得。这个变化是大趋势。人情惯例制度萌芽于五百年前，但近一百年来人情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情，并不完全遵守经典规则。还人情的时候既没打算“过量”，也不要时间差，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譬如，我介绍生意给你，你给我提成5％；或者你帮我办手续，我给你一千元。这样的“人情”，就已经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显慢慢退化了。但是却没有消失，只是边界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争夺债权
有些老于世故的中老年人，初认识时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和乐于助人，时间一长露出真面目，每一次帮人背后都有所图，且不马上有所图，而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策略，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人，玩他人于股掌之上。
讲义气的规矩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变得世故、老辣，变成假讲义气而真争夺人情债权。
讲义气的性格，确是人情高尚的一面。但是世上不求回报的绝对义气终究难觅，人情乃是一种弹性平衡，而不是慈善事业，尽管其相互交换在时间上拖延不定，分量上也模糊不清，但毕竟最终有规则维护平衡。既然有规则确保利益平衡，那么对于做人情一方来说，其实可以预期后果，直至控制后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想得到对方什么，就施予对方相应人情。
于是，这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利用规则漏洞，为图回报而设计圈套，佯做人情将对方套进债务状态，然后役使和奴役他，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这必须在人情行之有效前提下。若离开人情制度，离开双方对私人关系的相互认同，人情债权便毫无意义，红眼狼遇白眼狼，一切打水漂。
争夺债权不是一种规矩，而是利用规矩的策略，与人情现象密不可分。什么是争夺债权？就是尽量让别人欠自己，而不要欠别人。己欠人被动，人欠己主动。这就要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人情，直至滥施人情也不为过。有些工于心计的人调进新单位，会针对同事主动做一些小人情，显摆自己的关系资源，譬如三姑六舅在哪里公干，可帮大家办什么事情，或者主动请人吃饭……尽管新来，也可求得主动。一旦站稳脚跟，滥施人情也会停止，转向其他更高级的目标。
还有，中国人吃饭争着买单，有些人只是为债权，为大家欠他的情，将来托大家好办事。究竟真讲义气还是假讲义气，还要看做东的今后表现，是否挂着自己卖出去的好处，以后加倍索回。由于有这种人的危险，加上人心隔肚皮，所以人们一般都害怕欠债，患上“人情恐惧”，免得以后遭人逼迫。
人情债权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规则役使别人，满足自己需要，而且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会帮他说话。凭什么役使？就凭对方欠你的人情债。如果对方守规矩（在圈里混肯定守规矩），他就必须还人情。你托他办事，他便有义务，不做还不行，直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控制他做事，引导走向满足自己欲求，你就控制成功了。这便是役使和差遣。
除了差遣，债权还有其他好处，这里一并罗列：
（1）可以差遣别人，在交往中主动；
（2）有助于建立自己讲义气的形象和口碑；
（3）有助于获得对方（欠债人）的感激和尊重；
（4）有面子，可以获得自我满足和优越感。
所以，在人情的氛围或气场下，争取债权是一种强力模式，信人情就要争人情，必得为之。
从讲义气到夺债权，表面上看来没有差异，实际上价值观已经蜕变。讲义气背后是义务伦理、奉献精神，讲给予不计索取；而争夺债权，表面上佯装义气，实际为了以后差遣别人，这是一种人情策略，价值观已经从义务伦理蜕变成功利主义。
忌讳清算
人情规矩还有一道“清算忌讳”，就是人情交往过程中不准盘点，不得清算，不能当面提及对方欠自己的债务，损别人面子。行话说：“算那么清楚干嘛？”“咱俩谁跟谁？”
反之，如果两人决意中断往来，不仅不避讳清算，而且应当结清，一是一，二是二。
为什么人情忌讳清算？清算就是清盘了结，这等于绝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后面承载的人际关系和情义元素就没有依托。反过来，正是相欠债务——不管谁欠谁的，恰好维持两人持续交往。因此，人情互欠体现一种共识，反映继续维系双方私人关系的意愿，它比到底谁欠谁、谁是黄世仁谁是杨白劳更重要。为不破坏人际关系，避免对方误解，就要尽量避免人情盘点，避免清算，这是规矩。如果犯忌，轻则引起不快和误解；重则绝交，干脆不来往。
清算忌讳只相对于正常人情往来而言，想来往的人忌讳清算。如果两人关系走到尽头，需要一个了断，清算恰是合适的程序，在仪式上宣布绝交。具体做法十分简单，债务人将自己所欠进行估算，最好等于所欠，原封不动退回。算不清楚部分，干脆多给一些，临了加上一句“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等于宁吃亏也要绝交。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常见断交程序，也是武侠片里恩怨情仇了断的台词套路。
现代人遵守清算规矩、程序和仪式日渐减少。现代人的价值立场，已经逐渐由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转变成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不再奉行人情至上。尤其相对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制度空白，法律管不了，人情不顶用，许多人对于自己所欠债务大抵很少主动偿还。所谓“欠钱是大爷”，折射出了制度执行的空白。
近二三十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后，商品交换慢慢兼并人情交换，两种交换体系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人情慢慢淡化，经济交换愈益兴起。生活在民间，经常观察到这般例子，替朋友帮忙干活，他将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场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价礼物到你家酬谢。客人到外地寄宿亲戚家，临走留下相当旅馆半价的住宿费，表明利益均沾。时过境迁，老规矩渐渐失传，如今人们即便愿意做人情，也难免不伦不类，又像人情，又像买卖。
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