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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冰斧、帐篷和皮背包、铁质的登山锥、登山锥锤以及沉重的钢质尖鞋钉。（相同的一次攀登在今天的装备将会是Goretex的外衣、暖和的羊毛衣物、轻快的粘性橡胶的靴子，同时还有凸轮、铝质螺母、短且轻的技术性冰斧以及最先进的内架包。）攀登到山坡一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暴风雪，必须露营在一个小小的悬垂底下，它根本就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暴风雪带来的雨点般的落石的袭击，让我们受尽了雨水和风雪之苦。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决定是要撤退还是继续。尽管岩石的表面裹上了一层不稳定的冰雪，我们还是选择强制性地爬到山顶。我的伙伴们在这样的一次经历后完全放弃了攀登，但是我们对自己在这次成功的登顶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毅力颇感自豪。我们本可以选择更简单和更安全地绕绳下降到下面1 500英尺的冰川，但这根本无法与登顶相提并论。尽管北坡以前曾经有人攀登过，但这却是我第一次攀登这样一条令人敬畏的路线。这样一种个人先锋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
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山峰都已开辟了多条路线，首攀基本上都已完成。现在登山比的是谁的时间最短，谁能够攀登最激进的路线，通常是很危险的路线，并且能够以滑雪、滑雪板、悬挂式滑翔或翼伞式滑翔的方式滑下山。剩下的即使是最伟大的探险也将极有可能需要专有技术和设备的支持。由于手机、无线电、全球定位系统和大规模的救援组织的出现，真正的自我依赖式的登山消失了。然而一些无形的东西仍然还是区别成功与否的标志，我相信坚忍不拔是探险和商业中一个关键成功要素。
将探险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坚忍不拔远远超过登顶的要求。我就是通过坚忍不拔并且付出巨大牺牲，才将对大山的热爱变成了一项事业。也许由于父亲是一位科学家的缘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将事业寄托于商业中，尤其是自己创业。我在大学的课程没有一门是关于财务和会计的，只有一点点课程是有关商法的。虽然缺少一个常春藤联盟的MBA学位来为我打下基础，但是没有哪一个MBA课程能像大山那样为我作好从商的准备。
发现我的事业
我对登山探险的激情可以追溯到幼年时代。6岁的时候，我读到了父母每月俱乐部推荐书籍《征服高山》和《白塔》。尤尔曼描写的攀登世界顶峰的历险传奇深深迷住了我。我童年的一部分是在位于亚利桑纳的纳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和位于新墨西哥北部的大山农场长大的，所以山峰对我来说从来就不遥远。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登山，但是直到大约13岁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学习登山技术。我很快便开始了正正经经的攀登。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将会成为我事业的基础，并变成了一个不断寻找冒险的过程。
在攀登梯顿山的早期，我遇见了格雷恩·艾克桑，艾克桑登山向导公司的所有人。格雷恩拥有巨大的领袖魅力，他的出现让人感到一种权威，但他同时还具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我开始深深地崇拜他。他的出现，以及令人惊异的向导历史和传说，使我除了想当一名登山向导之外不想再干别的，但是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尽管如此，我就是不能够忘记在《白塔》里读到的那些形象，它将向导描述成了面临危险的时候需要领导艺术的角色、为了保护客户需要荣誉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角色，因为客户将他们的生命满怀信任地交到了向导手中。在年幼的我的眼中，这是最勇敢、最让人兴奋的职业。又经过了5年的攀登，这5年中攀登的是当时梯顿山最困难的路线（主要是为了给格雷恩和他的向导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最终获得了格雷恩的足够信任，他邀请我成为他的5个向导之一。我当时22岁，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但是我也学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一开始就认定我想要做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为艾克桑登山向导公司做向导——之后我就顽强地追求这个目标，终于在好几年后实现了它。
格雷恩亲自培训了我，确保我学会严格要求，苛求细节，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问题和危险发生前就预计到它们（在登山中，危险一旦发生，采取措施经常是已经太迟了）。他将他的坚忍传授给了我，并要求我要学习正确的向导技巧和礼仪。格雷恩非常宽厚仁慈，我在不断向他学习的过程中变得越发尊重他，忠于他。他让我成为艾克桑公司的首席向导，后来还让我和几个同事一起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1963年，我的第一次高山远征是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它是北美的最高峰。我和一位在艾克桑公司做向导的同事没有得到加入美国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远征队的机会，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攀登比较大的高山的经历。然而艾克桑公司的其他几个向导却参加了这次攀登（艾克桑公司的一位向导在珠穆朗玛峰的昆布冰崩中丧生了）。我极度嫉妒他们的探险，并发誓将来再也不会被一个我想加入的远征队所拒绝。但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首先需要立刻积累一些攀登主要山峰的经验。我和同事看中了从未有人爬过的麦金利山的东路。（我们这次攀登之后这条路线也仅仅被人爬过了几次而已。）
对于参加这次远征的6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完美的探险。我们在晚冬时分开车走在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在传奇的无人区飞行员堂·谢尔顿的带领下飞进了鲁斯峡谷。6个星期的远征囊括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雪崩、刺骨的寒冷、在冰川上酷热的日子、掉进裂缝里、陡峭的技术性攀登、复杂的找路、未知的地形，还有强烈的暴风雪和大风使得我们必须在帐篷里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抵住帐篷以防止它被撕碎或倒塌。山的这一边没有别的人，因此我们是孤独地行走在北极的荒野中。亨廷顿山、驼鹿牙、鲁斯峡谷旁所有的山峰都没有被攀登过，一次刺激的探险也就不过如此，我们的远征获得了不朽的成功。
麦金利山的经历让我知道高海拔攀登是一种背着沉重背包在稀薄的氧气中进行的残酷缓慢的爬行——艰苦、筋疲力尽，而且让人很不愉快。在这次探险中，以及后来在喜马拉雅山探险中的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再坚持10步才停下来。”然而，我只走了8步就停了下来。我经常盯住前面雪的一个特点——仅仅是一个涟漪或者是一个影子——然后将它变成我的一个目标，使我能够到达那个地点，然后简短地停顿一下，撑着我的冰斧呼吸一下空气，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你不断地挑战自己，你告诉自己下一次你将从身体上更充分地作好准备，能够更好地完成更小一点的目标。然后你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你用大目标来代替小目标，用更艰难的路线来代替已经很艰难的路线。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你赋予自己力量以更好的方式，而且经常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来完成更高、更大的目标。
无论在商业中还是在登山中，或者是在登山这一行当中，坚忍的人总是在努力地完成下一个目标，并且不断地提高标准。这就是你成功的基础，也是你在前进中不断获得成功的基础。
先行者优势：坚忍不拔和探险旅游产业一片混沌
1961年和1962年，我受聘担任波多黎各维和部队训练中心的第一任登山和远征教官，在那里我向将要开赴海外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志愿者传授生存技巧。这次训练是为了向他们说明如何通过自我尊重和坚毅来获得卓越的表现，并且帮助志愿者对付极其落后的条件和极端不同的文化。这次训练也让我认识了他们的主任比尔·德拉诺，是他敦促我进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进入了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
在乔治城大学，我真的是必须认真好好学习。我甚至还得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德语），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登山中培养出来的坚忍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阅读、枯燥的记忆和久坐学习。
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渴望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到了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从1966年到1968年在那里工作，初步感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滋味。这一地区是混乱的汇集之地，我发现自己处在游击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外围。我目睹人民所处的赤贫状态，并看到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对任何能够威胁其存在的力量所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在尼加拉瓜，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枪。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在她们的小包里放着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要稍有刺激，人们就会掏枪开火。在哥伦比亚，真正严重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像波哥大这样的大城市里，或者在群山掩盖的丛林里进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发现政府军和叛乱分子都令我着魔。很显然，大山不是探险的惟一来源——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着迷的心灵冲动。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它，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练和向导工作后（我还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终决定要让硕士文凭派上用途，我要去参加外交部考试。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与亚洲次大陆交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外交任务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职业——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区之一。也许我不必为了追求一个职业生涯而放弃我攀登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将这两个令人愉悦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为被选中的几个申请者之一。
道拉基里峰和灭顶之灾
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请我担任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队的队长。那次远征一开始获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Malibuting峰的许可，但是在最后一刻，巴基斯坦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关闭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