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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正好在我考察圣莫尼卡市不久，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这表明苏联已拥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早于美国。1958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当时机密情报断定，苏联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导弹差距”。其实兰德公司四年前所做的绝密研究已经显示，与苏联精心策划的突袭相比，美国战略空军运用战略轰炸机B－５２ｓ、B－４８ｓ和B－５８ｓ进行报复的能力实在让人担忧。兰德公司的同事都认为，毋容置疑的是，苏联正在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便获得解除美国战略空军报复的能力，而且他们成功的几率很高。尽管苏联要获得这种能力，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这已经摧毁了我们在核威慑方面的信心。至少，任何读过相关情报分析的冷战人士都认为，苏联将最终赢得世界的主导权。
加入兰德公司的几个星期内，我发现自己已经沉浸在对不确定因素和决策程序的研究之中。人类现在遇到了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问题：避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战争。几乎所有的机构和个人分析家都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但是问题的紧迫性，解决起来的困难性，是每个兰德公司之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不仅要遏制苏联对美国的报复部队和社会的核打击，而且还要保证美国拥有核打击能力，并且能够经受住任何一次核打击。
次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经济部，成为了公司的全职雇员。虽然对核武器极为厌恶，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极力反对二次大战时，交战双方对各个城市的狂轰乱炸，不过自己为空军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苏联攻击美国的时候，使用恐怖性轰炸，威慑苏联。在我看来，这对自己的工作是个极大的讽刺。不过，还是合情合理。兰德公司的分析告诉我，为了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核战争，现下的行动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
国家高层情报机构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预测。依照预测的情况，实施核威慑实在是无可非议。绝密情报分析显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正不惜一切代价，发掘核武器的潜力，准备彻底解除美国的武装，安安稳稳地统治全球。如果美国不拥有核武器，就无法承受苏联的打击，无法震慑住丧心病狂的敌人。只有拥有了破坏核报复的能力，拥有了承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亦即对珍珠港的核打击，才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6）
就自身而言，我选择了高层军官，特别是总统对核报复力量的控制和领导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当时，军方低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多数同事都在研究，如何消除核武器、军事基地和战车的弱点。我却和其他人一道对军事神经系统的存在能力和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当时普遍认为，应该由总统和最高指挥官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发动对苏联的核打击。读硕士时，我对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过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和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认为，总统在做出决策时，参照的例证，得到的警告总是无法避免的有点模棱两可，不过在不确定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却常常能做出明智之举，制订出权宜之计。
当时华盛顿以及其他领导岗位很容易受到核打击，而且通讯网络和信息系统也很脆弱，再加上预警系统有时常常会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信号和错误的警报，所以总统，或是其他高层指挥官在做出明智决策时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通常执行核计划的人员、方式和情况保守都很严密，常人根本无法知道。后来，兰德公司借调我到太总部工作，在那里，我对核武器领导和控制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了解了美军军事系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其中包括广泛的核战计划。有些计划，即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也无从得知。
我意识到，和对外宣传恰恰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特定情况下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主要战区的司令员。这些特定情况包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系忽然中断——在当时，这可是家常便饭——或是总统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两次出现类似状况）。即使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对权利下放一事也毫不知情。有时总统亦是如此。1961年前期，担任其助手一个月后，我向麦乔治·邦迪简要介绍了一下有关该问题的详细情况。肯尼迪继续秘密地权利下放给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也仿效肯尼迪的做法。（1964年与参议员戈德华特竞选时，他谎称并无权利下放一事。当时，戈德华特参议员认为，大规模的权利下放是个大问题）。我同时告诉邦迪，白宫把权利下放给四星级的战区司令员后，太总部又效仿白宫，把权利下放给下一级的官员（当然总统对太总部将权利下放一事并不知情，也没有给予批准），以至于很多人员可以触摸到核按钮。正因如此，使得美国多次濒临核战的边缘。当时，对苏联的作战意图和能力进行了情报分析。分析显示，为了遏制苏联的核打击，采取上述做法，承担类似风险，完全有必要。
但是1961年夏天，一份改动很大的绝密国家情报预测报告彻底推翻了自己几年来对战略世界的看法。的确，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但却是我们10苏联1这样的比例。苏联在普列谢茨克发射点只有4枚SS－6型洲际导弹，而不是120枚，可我们仅在一个发射点就拥有40枚大力神洲际导弹和太阳神洲际导弹。六月份的情报预测报告显示是40枚。8月，我获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的预测是1000枚。新的情况报告击碎了苏联核打击的阴影，以前的说法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1961年，当我看到这份预测报告时，也是震惊万分，所以三年后，读到赫里克的电报时，采取了更加克制的态度。赫里克的电报及时地通知政府各安全部门：放下枪炮！白天，调查！找到最佳行动方案！然而执行起来却常常事与愿违。像赫里克的电报一样，新的预测报告也被秘密保存起来（由我和其他人）。国会、媒体和大众对报告的内容都毫不知情，但是它对军事计划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当时政府内部已认定，苏联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数与美国的比例为1：10，所以在１９６１年春季末期，肯尼迪政府做出决定，把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型”导弹的规模定为：1000枚。这要比空军部队早些时候要求的1600枚到6000枚少得多，但是和新预测报告问世前，麦克纳马拉部长所决定的标准也相差无几。
美苏双方不仅加大力度，扩充自己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双方还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工作中，我发现美国的控制和领导程序存在一系列漏洞。有时，也许就在不经意之间，一个错误的警报，美苏就会剑拔弩张，大规模核战一触即发。意外的事件，未经授权的行动，错误的警报，误解的命令，遇到危机时采取的必要警戒行为和牵制行动，都可能引发核战争。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就是核战的罪魁祸首。一想到这些，我现在都有点不寒而栗。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7）
因为我对当时局势比较了解，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现为助理国防部长的哈里·罗恩邀请我参加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亲身体验了热核战争的一触即发。我开始预见到——在这场对峙中，一切都表露无疑——因为高层的错误估计，以及对自己所做的承诺缺乏认识，双方都严重曲解了对方，错误的估计了对方的行为，或是因为错误理解对方的言行，做出了错误的回应。正是这种“沟通的失败”，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拥有史无前例的两个情报机构。虽然各个都针对美国的超级强敌，肯尼迪总统还是没有料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会在古巴部署可以触及美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肯尼迪总统对部署导弹一事所做的回应。前苏联最近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苏联向古巴派遣的军队要比我们预想的多，而且这些部队个个都掌握着战略核武器，总理赫鲁晓夫也将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了各个军团指挥官——我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因为缺乏远见，几乎政府中的所有官员都严重低估了爆发全面核战的风险。我当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随后遇到的风险却更是骇人听闻。
1964年后半年，我一直呆在华盛顿，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存在的隐患。我提议就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府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沟通”方式进行探讨。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喜欢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我知道，这些研究文件都在政府各个部门之中，一般都是绝密文件，常人根本无法看到。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可以一窥相关文件，然后进行对比分析。我试图找到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帮助总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机构，同时加强和敌对方的互动，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我于1963年开始这项研究计划，当时只想在华盛顿做短暂的停留。1964年初，妻子和我离婚。虽然我仍然受聘于兰德公司，可是却常常在华盛顿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离婚后，我不得不返回加里福尼亚州照看自己的两个小孩罗伯特和玛丽。当时他们一个8岁，一个5岁。
为了支援我的研究计划，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的带领下，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组成了跨机构研究小组。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竭尽所能，帮助我获得许可，以便参看各部保密研究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对美国过去遇到的国际危机所做的研究报告，如柏林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