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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兰兹代尔描述当天的情景时，我说道，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村民对美国轰炸机的攻击根本不屑一顾。我们的飞机也遭到攻击，但是到底是谁攻击我们呢？他们与该村庄有何联系？与村里的大人，小孩和燃烧的房屋又有何干系？在六百英尺的高空，一切都可尽收眼底——除了遭受攻击时，飞机一般飞的很低——但是你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从空中对这些村舍中的村民进行惩戒，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没有向飞行员提出这个问题，他只不过是照章办事。我把上述问题留给了我的上司，尽管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老调重弹。在1964年１０月的《外交》杂志上，兰兹代尔曾提到空袭平民所带来的影响。也正是这篇文章，激励着我加入了他领导的小组。兰兹代尔在文章中说道：“军队的己任就是保护和帮助人民。因为某个平民密集的村庄聚集着越共，就用步兵的大炮或是空军的飞机对其进行狂轰乱炸，殊不知，下达命令的越南指挥官和对此‘听之任之’的美军顾问实际上是在破坏自由的进程。”我曾经从范恩处多次听到同样的观点，但这次，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兰兹代尔提及这个观点——这也是范恩和我尊敬他的一个原因——他还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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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帕特里夏·马克斯抵达西贡。上次旅行后，我们一直计划着下一次旅行。1965年，动身前往越南时，我一直对她的感情存有误解。当时我并不敢确定，我们俩是否还可以走到一起。但是后来，我们开始互相写信，互寄磁带，很快我再次坠入爱河之中。1965年１２月，帕特里夏来到西贡看望我。当时正值圣诞节，我们一起游览了泰国、印度和尼泊尔。此次浪漫之旅一直让我回味无穷。让我惊奇的是，自己开始考虑和她结婚了。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她。至少可以让她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支持的是像陈玉召这样的越南人。他们正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国家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我给了她一本名为《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书，要她详细阅读。该书对北越土地改革的残忍做了细致的描述。
希望的泯灭（7）
我的人生伴侣，应该富有冒险精神。我一直不知道，帕特里夏是否具备这种品质，但是在贝拿勒斯的一天早上，我得到了答案。当时，我们乘船去恒河旅行，期间曾经过一处火葬场。抵达恒河码头时，有许多人正在恒河里洗浴。船夫建议我也去河里泡一泡。我问道，其他人会不会让我去泡一下。他说没人会注意我。事实的确如此。我脱掉外套，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发现河面上浮着片片上游漂下来的骨灰。可是，帕特里夏依然毫不犹豫地脱掉牛仔服，穿着红色的衬衣，淌着水向我走过来。我惊呆了。我相信，在自己认识的美国女孩中，还没有几个敢涉足这样的河水。（她说：“实在是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湖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时，我问她，是否可以嫁给我。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回到西贡后，帕特里夏不得不返回美国。整整六个月，我们没有见面。1966年６月，她准备来西贡探望我，我们计划一起去日本度假，但是我告诉她，我不能错过在使馆政务会上畅所欲言的机会。她欣然接受了。在我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时，我也帮帕特里夏搜集了一些资料。拜访记者弗朗西斯·菲兹杰拉德时，她建议他们一起写一篇有关越南“受害者”和难民的报道。这些人都是从各自的村庄逃到美国控制区的。依照美国的舆论宣传，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是为了用他们的“双腿”反对越共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采访了这些难民，和难民营的代表进行了交谈，但是却发现让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美国对村庄的狂轰乱炸。
帕特里夏和弗朗西斯一起采访了负责难民事务的越南陆军和美军官员。在西贡附近的难民营采访时，他们发现越南官员和美国官员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这些官员表现出来的漠然和不可一世让他俩非常震惊。虽然我走访了附近的所有农村地区，但从来没有去过西贡附近的难民营。帕特里夏约我一同前往。当时正值雨季。难民营里，一堆人蜷缩在漏雨的帐篷下，淤积的泥浆和刺鼻的粪便混杂在一起，让人无法忍受。难民们一般从一块狭窄的木板上，穿过泥潭，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当中。在难民营，你会很容易发现，为何要用炸弹，迫使这些难民搬入此处。
帕特里夏观察战争的角度与我不同。在越南，除了秘书之外，没有太多的美国女性。在堤案的一天晚上，我们和八、九个男同事在堤岸的中国区吃晚饭时，碰巧提到了个人的婚姻状况。她后来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已经离婚，就是和妻子天各一方。一起用餐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再续姻缘。她看得出来，这些人个个都孤注一掷，执迷于战争和冒险。他们希望冒险，全然不知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她认为，整个使馆内，都是这样的人，尽管我对她的观点并不太认可。
当时我和帕特里夏已经订婚。未婚妻再度来到越南时，她反战的观点已是根深蒂固。我此前所做的努力皆以化为乌有。谁在对她施以教化？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问及此事时，她告诉我，国内的美国人，每天都可以看到美军轰炸越南的场景，但这些在西贡根本看不到。回到美国后，很容易看到越南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有我在试图教化她。但是帕特里夏对约翰逊和汉弗莱所谓的另外一场战争的审视并未改变我对战争的看法。
在欢送尼尔和苏珊·希恩的宴会上，我们认识了国际控制署的一名委员，他刚刚从河内抵达西贡。自从美军轰炸北越以来，我还没有见过来自北越的人。（六个月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报道，成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必读之物，其中包括一些高官）。宴会上，哈里森告诉我们，在美军的轰炸下，附近很多平民地区被夷为平地。宴会结束后，帕特里夏用指责的口吻对我说：“你怎能参与推动这样的轰炸呢？”
听到这番话后，我倍感灰心。我有点儿出离愤怒了。和她一样，我也对刚才听到的一切深恶痛绝。她了解我吗？我一直在反对轰炸北越，现在正竭尽全力，以一种自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减少轰炸给南越带来的影响。虽然至今并未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我发现，她把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归咎于我，甚至包括那些我一直反对，而且试图阻止的东西。我们好像返回了1965年６月。我私下里开始放弃双方订立的婚约。帕特里夏离开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们这一别，就是三年。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她对越南问题的判断时，发现这些想法居然和我后来的认识不谋而合。
希望的泯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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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份，我回到美国休假。但是在华盛顿时，我接到命令，要求转而陪同新任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出访越南。副国务卿是陪同麦克纳马拉一同出访越南的。麦克纳马拉的专机KC－１３７是一种改装后的飞机，没有窗户，可以直飞越南，中途无需停下来加油。在飞机上，我把自己从西贡带回来的备忘录交给自己的前任上司麦克诺顿。倍感欣慰的是，麦克诺顿读完后，把所有的备忘录转交给麦克纳马拉，部长也一字一句的阅读了该备忘录。旅途很长，机上的官员也没有带任何阅读的材料。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一般你根本不会知道上司是否读过你写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将这些材料交给他。一次，麦克诺顿把我叫到旁边，问我：“是否可以把厚义之行的报告复印一份？如果部长出于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未把该报告或是其他材料交给威勒将军，我会不会介意？”
一个星期后，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麦克诺顿把我叫到飞机的后舱。当时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鲍伯·科默也在那里，他现在仍然负责协调绥靖工作。麦克纳马拉说道：“丹尼尔，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科默认为我们在绥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告诉他，情况比一年前更糟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回答道：“部长阁下，我感触最深的是，越南的一切跟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情况仍然很糟，但是我不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一年前更糟。其实跟一年前完全一样。”
麦克纳马拉得意洋洋地说：“这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去年我们一共向越南投入了１０万兵力，但是情况并未有任何改观。这也意味着，现在的情况仍然很糟。对吗？”
我回答道：“您可以这样表述。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飞机转圈后，飞行员说：“先生们，安德鲁空军基地马上就要到了。请在座位上坐好，系好自己的安全带。”
十分钟后，飞机着陆。麦克纳马拉第一个走下飞机，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雾蒙蒙的早上。飞机着陆点旁边已经架起了不少摄影机，中间还搭了个讲台。麦克纳马拉快步走上讲台，对记者说：“先生们，我刚从越南回来。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极大地鼓舞了我。”
迪建（1）
从1966年11月末到次年6月离开越南，我一直担任美驻越副馆长波特的特别助理。副馆长负责美对越的政治行动，而我的职责主要是对相关的计划和行动进行实地评估，特别是那些与绥靖政策相关的计划以及军政联合行动。12月底，我走访了一个新“解放”的越共村庄，名为迪建。该村庄位于湄公河流域，隶属于西贡南部的隆安省。几年来，西贡政府的武装部队从来不敢踏足迪建。为了向外界表明美国军队可以夺取越共控制区，可以成功安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