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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尼克松，以后也没有再见过他。因为长时间乘坐飞机导致的时差综合症，尼克松显得有点儿沧桑。他的下巴和短须活像赫布洛克笔下的卡通人物。但是在随后长时间的讨论中，他机敏过人，侃侃而谈。他转了一圈，与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坐在兰兹代尔边上的手扶椅上，说道：“埃德，你现在忙什么呢？”
一看已切入正题，兰兹代尔赶忙说道：“副总统先生，我们希望帮助胜将军，举行越南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选举。”
“噢，公正，对，那是应该的”——尼克松坐在兰兹代尔边上——“只要能赢！”说完这句话后，他接连做了三个动作：眨了一下眼睛，用胳膊使劲碰了一下兰兹代尔，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与范恩一起走访（1）
动身前往西贡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需要拜访的人员名单。抵达西贡后的一、两个星之内，我与名单上所列之人逐一会面。此后在越南的时间里，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向他们学习。他们大部分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和兰兹代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通过走访和观察，我很快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人在解决问题时，头脑并不是很冷静，也不是不偏不倚，但是和其他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讲越南语，而且结交了一些亲密的越南朋友。他们热爱越南，相信美国的介入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我开始赞赏“这些不错的美国人”。在此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描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共性：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我认识了许多“置身事内”的美国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越南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有些人在越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有些人越语说得很流利；有些人久居越南，是越南问题的专家。因为他们设身处地为越南人着想，因为他们对那些漠然处之、动机不纯的美国人极为蔑视，〖那些人对农民一无所知，在越南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对越语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各个机构都对他们心怀戒备。我越来越认为，这些人是主导越南问题的中坚力量：没有这些人，我们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高居访问名单榜首的是约翰·保罗·范恩。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大卫·哈伯斯塔姆曾向我讲述过范恩的奇闻逸事。在大卫的专著《深陷泥潭》一书中，我也曾读到过范恩的事迹。哈伯斯塔姆，和其他我所接触过的记者一样，对范恩的诚实、直率和勇气大加赞赏。1962年到1963年之间，他曾担任陆军中校，是越南陆军第七师的高级顾问。从陆军退役后，他回到越南，担任国际发展署的民事顾问。范恩异于常人的直率，让国际发展署极为苦恼。刚开始的十个月，范恩被下放到西贡西部的一个边陲省份厚义省担任省代表。那里满目凄凉，而且险象环生。越共常常会穿过厚义省，直插附近的省份。
电话联系过之后，范恩来到我西贡的住所。我的住所配有空调，而且极为宽敞，里面全是美国官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门口设置了警卫，访客必须登记。范恩首先告诉我的是：“你应该走出自己的寓所，去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聊天。要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到你的寓所中拜访你。”我们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对我来说，（用当今的行话来说）仿佛是登录了内容丰富的大型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对越计划的信息，同时阐述了其不能运转的原因，指出现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及战争的前景。我们一问一答，而且范恩的回答常常能切中要害。范恩的回答中总是包含相关的数据——与官方虚报的数据相比，更加真实可信。他见多识广，说起话来真实可行，直言不讳。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的电报和预测后，与范恩一席交谈，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到了纯氧。我问了很多问题，飞快地做了不少记录。他邀请我访问厚义省，我说自己会尽快安排访问。
1965年１０月１７日，周日下午，范恩驱车接我前往厚义省城。他驾驶的雪弗莱轿车，是一种四轮驱动的多用途运载车，后来我也曾多次使用。美国使团配有多辆这种型号的轿车，我自己也配了一辆。随后的三天里，范恩带我走访了厚义省下辖的四个地区，参观村落、县城、顾问人员分部以及难民安置营。厚义省辖区内的所有公路，只要是没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走了个遍。
几乎从来没有使馆的人单独一人驱车离开西贡；一般他们都会乘坐直升机或是由车队护航，尤其是在像厚义省这样的地方，更应如此。我听人说过，范恩带我去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之处。但是他在带我去之前，首先会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密切关注警报讯号。他的一个同事曾告诉我：“约翰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他也不会将所有公路拱手让给越共。”
在范恩及其助手道格·拉姆齐的办公室，有一张每日更新的路况信息图。图上用油脂铅笔标上“可以通行——不危险”、“可以通行”，和“不太危险”、“一般危险”、“极端危险”的标记。“一般危险”的公路很长，在驱车穿过时，范恩开得比较快，一般是每小时５０到５５英里。“极端危险”的公路较短，范恩同样会开得飞快，每小时５５到７０英里，而且一手拿着AR－１５（AR－１５是一种自动步枪，是M－１６的前身），指向车窗外，胳膊上架着大量弹药，腰间绑着手榴弹。范恩认为，这些公路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危险，但是，在“极端危险”的公路上行驶时，他小心谨慎，判若两人。这一切都告诉我，有些时候，在此类公路上行驶，非常危险。（范恩曾说，这里需要小心谨慎。）
与范恩一起走访（2）
随后的六个星期，我随范恩一道走访了第三军团下辖的各个省城。整整一年来，还没有人驱车通过公路，来此走访。一路上，范恩告诉我需要留意的目标，同时对我进行指导：何时该把他借给我的枪架在车窗外，双手扣住扳机；何时该把枪架在膝盖上；何时该把枪架在车内，拉起车窗，阻挡风沙。所有这一切我都熟记于心。
下面是我依据范恩对公路安全状况的评论所做的记录（具体的细节和所引用的内容来源于我后来写给兰兹代尔的一份报告）：
“上午9、10点的时候，公路上的地雷已基本扫除完毕；越共此前已引爆了一些地雷，在该地区执勤的地区武装部队扫完了剩下的雷。”但无论如何，下午三点的时候，在一段公路上，一颗地雷爆炸，炸死５名地区武装部队士兵，炸伤七人。所有的地雷均为线控，越共控制地雷的人，都在几百码之外，因为电流的阻隔，所以很难击中快速飞奔的车辆。越共倾向于等待护航的车队，这样的话，他们就可击中其中的一辆汽车。最近，一个线人所提供的情报差点儿让范恩惨遭１０５毫米口径炮弹的毒手——这些炮弹都是来自美国的。越共从越南陆军处购置或偷来，均为一线连控。“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一种办法，提前引爆地雷，击中快速行驶的机车。使用不带标记的汽车最为安全，我们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快速行驶。”
驱车走访时，范恩一直拒绝加入省长的小型车队，但是周二返回时，省长极力要求我们和他的车队一同前往。无奈之下，只好屈服。范恩告诉我：“我们很有可能会被炸的满天飞！车队可比我的雪弗莱轿车危险得多。”
途中，我们遇到一个小堡垒。堡垒的后面围着铁丝网，还有护城河。该堡垒是义勇军部队的前哨站。义勇军部队多是越南本地民兵，接受过一些训练，以班或连为单位，“为各村落提供安全保障”。堡垒有堆满沙袋的碉堡，还有混凝土制成的了望塔。我们开车路过时，塔顶的义勇军曾向我们挥手致意。范恩说：“前哨站的附近一定有越共。”
他是如何获悉的呢？“几个月来，从未听到有报告称，有军队与越共进行交火，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伤亡。但是，你看看边上炸毁的城墙。”我们停下来，他给我指了指边上的一座建筑物，现在只剩下几根断梁。和义勇军的前哨站一样，建筑物位于空地上，旁边围着新制的铁丝网。“我们以前试图在这里建立义勇军训练营。越共曾五次摧毁训练营。最后一次还是在三天前的一个晚上。他们炸毁房屋，撕毁铁丝网。这里与义勇军的哨所只有170步之遥，但是义勇军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没看到任何异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些工人躺在旁边，正在午休。“这些是建筑工人，有可能就是他们撕毁了铁丝网。”
可能义勇军的警觉度不够，正在睡觉？“不。一些人告诉过我这里发生的一切。越共工人炸毁建筑物后，向哨所喊道：‘我们是兄弟。你们为什么为美国人和西贡的叛徒工作？’多数情况下，义勇军头领或是村长会和越共政委进行面谈，达成秘密交易。”
两天后，回西贡时，我们再次路过该哨所。训练营屋顶的几根断梁已经移去，换上了更加结实的铁丝网。
驱车在沟壑重重的公路上行驶，一看便知，有人曾在这里挖过战壕，后又将其填平。有时，路中央的一座土墙会拦住去路，无奈之下，只好绕行。有时，会遇到埋过地雷的土坑，但已被填平。每隔50到100码，就会有义勇军的前哨站。范恩解释道，这不是巧合。完全是越共有意切断公路，埋下地雷——越共用铁锹掩埋地雷，完全依赖人力，半英里内都可听到铁锹的声音——他们通常会在越南陆军，义勇军哨所和正规部队的视力范围内活动。当地村民都知道，谁在晚上会控制该地区，而且也知道，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提供多少保障，越南政府部队可以提供多少保障。
在随同范恩走访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如何掌握沿路的路况安全信息。范恩一般会观察沿路哨站或是铁丝网的状况。铁丝网是否被切断？如被切断，是否发生在最近？每到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