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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18个内阁阁员中，有12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19票对4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国内管理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让爱尔兰实行自治，而驻扎在克拉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接着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想把4万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个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像《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能站立，角每发声，他说，呵哈”。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的前10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个“大好日子”。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HT5F〗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岛国赖以生存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萦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方位于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港，夜幕降临时，长达18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国家作好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制定戒严法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非要散伙不可，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78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脚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出一张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巴黎和伦敦（5）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怎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
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决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像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和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它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末，军事计划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9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也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把军事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之于一场纸上谈兵以免他们去惹是生非。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两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精神上颇感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难道英国认为这就是荣誉吗？”
在不同的眼睛里，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强国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