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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整个东普鲁士铁路网纵横交错，守军便于运动，可以从一条战线迅速转移到另一条战线，迎击敌军的任何一翼。
当初通过史里芬计划的时候，对于东普鲁士还无须如此担心，因为当时估计，俄国势须在远东保持巨大兵力以防日本。德国的外交虽说有过某种笨拙外交的记录，看来还是有指望克服英日条约这个障碍，使日本保持中立，叫俄国永远摆脱不掉后顾之忧，因为在德国看来，英日结盟是反常的。
德国总参谋部里的俄国事务专家是马克斯·霍夫曼中校，他的工作是研究俄国在对德作战时会采用怎样的作战计划。霍夫曼年方四十开外，身材魁梧粗壮，脑袋又大又圆，普鲁士式短头发，短得快要露出头皮，使他显得像是秃头。他神态随和，但决非苟且。他戴一副黑边眼镜，两道乌黑的眉毛捻得左右卷翘。对于小巧的双手和裤子上无懈可击的熨烫折痕，他都同样地细心护持而引以自豪。他虽好逸恶劳，但却善于随机应变；他虽拙于骑术，击剑更其糟糕，外加贪吃爱喝，但却多谋善断。他禀性和顺，遇事都能天从人愿，却工于心计，谁都不在他的眼里。战前他在团部执行带兵任务期间，常去军官俱乐部通宵饮酒和大吃香肠，直至清晨7时带队出操，收操后回到俱乐部还得再来点香肠之类的小吃和喝上两夸脱无果味的摩泽尔白酒，然后才吃早饭。
1898年霍夫曼从参谋学院毕业后，曾奉派到俄国担任译员6个月，接着在史里芬任内的总参谋部的俄国科干了5年，然后在日俄战争中出任德国的军事观察员。一个日本将军不准他登上一座小山就近观战，这时，军人的礼貌便被德国人的天性冲垮了，而这种天性的流露往往使他们难以和别人亲近。“你这个黄皮家伙；要是不让我上那山头去，你就不是个文明人！”霍夫曼冲着那个将军咆哮，当时在场的还有别的外国武官，至少还有一名记者。这个将军的那个种族，其妄自尊大比起德国人来毫不逊色，他也大声回敬：“这儿的军事情报是我们日本人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打算跟别人分享！”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那就什么礼节都谈不上了。
他回到毛奇掌管的总参谋部后，重理旧业，研究俄国的作战计划。俄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曾于1902年以高价卖出了一份本国的作战计划，那是个早先的文本，据霍夫曼所写的、并非全都认真可信的回忆录所说，从那以后，价格扶摇直上，不是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分摊到的微薄的经费所能问津的了。东普鲁士的地形既然如此，俄国攻势的大致模样也就不问可知；它势必沿着马祖里湖泊地带两侧发动钳形攻势。霍夫曼研究了俄国陆军，研究了制约着它动员和运输的各种因素，德国人也就得以判断俄国发动攻势的时间。这样，德国军队在兵力上虽处于劣势，但就此可以在下列两种办法中择其一，以对付一支分成两路向它进逼的优势兵力。它可以后撤，也可以首先攻其一路，两路中哪一路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就先攻哪一路。史里芬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军令：“投入全部兵力，对首先进入我军射程的一路俄军”予以痛歼“巴尔干国家里的一些混帐事儿”会点燃下次的战火，俾斯麦早已言之在先。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的王储费迪南德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正符合了他预言的条件。奥匈帝国出于老大帝国好斗成性，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吞并塞尔维亚，就跟它1909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那时的俄国，经过对日战争元气已大伤，面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再加上德皇身穿“闪闪发光的甲胄”，也只好被迫默许，并站到了他盟邦奥地利的同一边。为了报雪前耻，为了保持它斯拉夫大国的体面，俄国现在打算自己穿上闪闪发光的甲胄了。7月5日，德国向奥地利保证，如果奥地利因对塞尔维亚采取惩罚行动而使它卷入跟俄国冲突的话，它可以指望得到德国的“忠实支持”。这是一个让事态发展势如洪流决堤不可挽回的信号。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6日拒绝了塞尔维亚的复文（尽管当时紧张不安的德皇也承认这篇复文“把发动战争的每一条理由都驳斥得体无完肤”），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炮轰了贝尔格莱德。那一天，俄国在它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实行动员，7月30日，奥、俄两国都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它12小时内撤销动员并“向我们明白宣布业已照办”。
边界上战云压境。各国政府惊恐不已，挣扎着力求避免战争。但一切都是枉然。国境在线的情报人员把每一支骑兵巡逻小队都上报为抢在动员令前头布防的队伍。各国总参谋部都为它们无情的时间表所驱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发出调兵遣将的命令，生怕对手取得提早一小时行动的便宜。各国首脑都临渊畏惧，毕竟是要他们来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他们想要退缩规避，但是军事行动的时间表还是把他们推向前去。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柏林（1）
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没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整，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上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先出发。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全面动员之前，尚有6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个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7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毕竟动员了，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像1812年指1812年拿破仑率军50万攻入俄境的战争。——译者注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纪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者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津津乐道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上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面临战争危险的演说中已晓喻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个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菩提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马尔斯（Mars）即战神。——译者注，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泄愤去了。以后几天中，有几个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200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调运一个兵团——德军共有40个兵团——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170节、步兵965节、骑兵2960节、炮兵和给养车1915节，总共需要6010节，分别组成140趟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兵团的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尔德泽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莱夫人秘事》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地使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