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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编织一场巨大的阴谋。如今，在《ID》以及《碎便士》这两本书以后，这场阴谋逐渐露出了端倪。人们不禁猜测：作者到底想干什么？在这两部侦探小说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巨大秘密？
在这一部《浮墙》中，塞斯·沃勒将主人公的位置让位于他年轻时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是一个潦倒小说家的文森特·弗朗西斯。我们不清楚时间在文森特·弗朗西斯身上究竟留下了什么，但是在《碎便士》中那个英俊、果断的文森特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疑惑、失望的酒鬼。“人类是可怜的动物”这句话总是不时挂在他的嘴边。在作品中对人性之恶所进行的不断追问先是让文森特成为受人瞩目的小说家，又把他推向不被理解的深渊。他决心实施一场完美的谋杀来了断他与他眼中这个虚伪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关键时刻的觉醒让文森特有了重新拾回自己生活的信念。然而可怕的是，他原先试图谋杀的对象却被另外一个神秘的凶手所杀害，而凶手的一系列活动则与他多年前失窃的那部小说手稿《浮墙》中的情节完全吻合……
显而易见，作者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写就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正如他在小说中所杜撰的某报对文森特小说的评论：“这些作品并非以毫无收敛的暴力、肆无忌惮的色情和胡编乱造的情节来向市场渗透。简言之，它们与曾经充斥书摊的文学垃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这一系列“犯罪心理学档案”小说的背后，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我们人性的限度。
在故事的第二章，文森特喜欢经常化装到书店里观察那些读他书的人，在一张张融会了惊悚、紧张、恐惧、兴奋、陶醉、激动的脸上，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在他们看他的书时，展现出一种和他当时看到伯尼尸体一样的感觉，他们需要刺激，欣赏刺激，并企图尝试刺激。凶杀、强奸、抢劫、盗窃，这些每时每刻都可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犯罪行为既让人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无论是表现得很厌恶，还是私下里的雀跃，这些阴暗在人类的交流中永远占据了最主要的话题。”而作者在书中探究的，便是道德与犯罪心理的这种张力在何时会被打破，并且当它被表现出来是，具有何等令人恐惧的能量。
然而，作者也终究表现出更多的温情，文森特在最后关头，放下了他的那把“斯比特”，只因为他突然从对方身上看到了昔日好友赛斯·沃勒的影子。当然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作为犯罪小说而言，詹姆斯的故事中的动作场面不免少得令人生疑。最为出彩的部分倒是几段回忆的场景——人物过往的惨淡经历，童年时的阴翳，或是突然展示给读者整个阴谋的冰山一角。如果算上作者还在创作中的第四部小说《植物》，赛斯·沃勒，文森特，还有杨克这三名主角已经形成了故事的三个极点，他们各有弱点，但是面对抉择并不为其所击败，用原文的话来说：“这正包含了人类灵魂中的卑鄙和高尚的两个复杂混合面”。
第三部分：脚张悦然访谈（1）
张悦然、主力2
以下，根据两次谈话整理而成。
主力2：我们来谈谈一些读书的内容怎么样？你说你最近看了许多港台女作家的小说，并认为她们具有张爱玲以来的某些一致性，我很想听听你对她们的看法。
张悦然：其实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爱玲以及港台女作家有些偏执错误的理解。我似乎只是看到了张爱玲的“清醒、刻薄”，对于深层里张爱玲的依眷，我却不能体会到。这是一件很难说的事。也许只能说，我和她没有缘分。然而，从近年来一些港台女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放大了的甚至是极端化的某些“张爱玲元素”。这种深化了的特性被我看到，追溯起来，才知道原来是一种张爱玲元素的延续和成长。这并非说后来的作家都在模仿张爱玲，只是因为张爱玲是如此典型又充满了丰富元素。在她之后，势必有人把这几种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的、现代的特性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常提到的朱天文、朱天心、施淑青、钟晓阳、西西都是秉承了张的一种或几种特质，但是有的杂糅了别的特质，有的则将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限。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看似没有联系，却又觉得一脉相承，有着言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的文本。
主力2：你是否认为她们的写作会对你产生影响？你曾经谈到一些国内作家对你的小说能够成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样子而起到的作用。我注意到你更多谈的是素材方面。那么在风格上有哪些人使你特别地受其影响？
张悦然：因为风格的变化，我认为是个缓慢的过程，并且自己也未必能察觉。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我来说，我似乎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只在读一本书，一个人的书，一种书的经历。我似乎习惯于混杂的阅读和接受。并且，我似乎没有所谓“掩卷而思”的过程，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渗透的过程。读完了，它就渗透进去了，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说再来分析一下读过的这个小说，不管它是多么好。我的接纳过程是如此感性的，根本没有变成一些总结性的文字或者评价。所以我想如果有影响在我的小说中体现，也是我自己未察觉的非常感性暗脉的相通。我总是被一种弥散在小说中的情绪打动。但是这种情绪是不可移植和复制的，我只能重新建构。这里面的影响可能是无法摘取出来说的。
主力2：我想提一下对话的问题，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对话始终处于一种被虚化的状态，但是在这次的几部小说里似乎你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话的成分，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悦然：我在这些短篇中所作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在于对话，我以前很不喜欢写对话也很怕写对话。那时我觉得我追求的是一种比较优雅的气氛，那我就没有办法写一个市井地痞的对话，这是我当时的状态。现在想起来是一种挺幼稚的想法。小说的对话应该是非常自如的。我有时候还是不能做到人物对话和他的身份一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说非常完美地把对话写好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但是我想自己能够做到避免那种一眼即见的错误。
主力2：对话的确是不容易处理好的，即使是很多伟大的作家有时候也会在这上面有瑕疵，比如托尔斯泰就曾经批评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人物，无论是车夫还是国王，说话都用一个腔调。现在我想提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以前说过的，你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似乎总是比较的极端，我认为这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感。
张悦然：关于人物性格极端化的问题我想了很多。这的确很可能成为一个缺点，但是我又觉得也许这不是会让整个小说必然失败的缺点。在对于性格的刻画上，一种处理的方式是让它特别真实，而另一种则可能非常极端，比如说《悲惨世界》，但是也没有影响这个小说的魅力。我觉得我的人物性格比较极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导致一种震撼力，我是指大喜大悲的那种震撼，不是那种内心的微妙的震撼。有的时候你在写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胆怯，可能一个小说你需要想很多年，对于整个故事非常熟悉，了然于胸的那种，但是可能不适合你发现一个闪光点，然后非常自然地写下去的那种小说。我觉得前者肯定难度要更高，但是后者也非常有意思。
第三部分：脚张悦然访谈（2）
主力2：“发现一个闪光点，然后非常自然地写下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写大部分小说时的动机和状态？
张悦然：可以这么说，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觉得人物飞起来了。我非常喜欢这种从主动到被动的状态，比如你本来写两个人很相爱，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两个人根本不可能这么相爱。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服从故事的需要。我写小说刚开始可能都没有想过结尾，但是到中段的时候结尾就出来了。
我偏好于一定要讲故事，而不太喜欢那种非常炫技的东西。《吉诺的跳马》是我觉得写得比较顺利的，好的故事让你觉得写下去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而有的时候我的小说又不是由情节而是由情绪推动的。比如小白骨精的故事，其实它的内核和《海的女儿》实质上是一样的，而《葵花》可能更加典型。但是它们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就会让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宿水城的鬼事》来源于我从《山海经》上看来的一个故事，有一种类似续写和扩写的意思。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短促的故事有很多的闪光点，那种突然戳你一下的感觉。
《小染》缘自一种色彩对我的启发，那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个MTV，有一个女孩儿手上有血，想要往嘴上抹那样子，但是吸引我的不是这个动作，而是一种色彩。
主力2：又谈到这种追求极致的极端状态，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里，差不多每个角色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重复的成份在里面？
张悦然：我对某些实物、某些情绪会有某种偏爱，这会让我经常感到以前写的东西不够深。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小说你写完了就很难推翻它，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重新写一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吉诺的跳马》里，我会觉得表现吉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我的开头有很多的描写，花了很大力气——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特别值得去写。
再比如说，《十爱》里有很多老男人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虽然主题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知道的就有《洛丽塔》，包括《耻》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因素。比如我要写一个女孩对一个老男人的感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