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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微光，在一条坑道尽头艰难地移动，坑道又长又窄，一片漆黑。这点微弱的光芒时不时地摇曳着，掉落下来，又恢复了平衡，并继续前进。有时候，坑道突然往下一拐，微光在好长一段时间中消失了；此时，只能听见一个沉重的箩筐在石头地上拖过的刺啦刺啦声，还有喘气声，那是一个男人一步一使劲时发出来的；喘气声回响在漆黑一团之中，伴随着一种回声，能传出好一段神奇的距离。
突然，微光重又亮起，活像是一头牲畜的眼睛，它的身躯被吞噬在黑暗中，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前行着，像是在噩梦中一般。
那是阿罗，脑门上由一条带子绑定了一盏小油灯，浑身赤条条的，在一个小煤窑里干活。当巷道过于低矮时，他就四肢伏地地爬行，他肩头束着一条皮带，紧紧勒进肉里，凭借着这样的一套鞍辔，他拖着一只形状像船一样的大筐，里面装满了大块的无烟煤。
当他来到我跟前时，我便接替他。我也一样，赤条条的，浑身沾上了一层煤末，深入皮肤的每一道皱褶。我不像阿罗那样拖着那装满了煤的筐子走，而是在它后面推。快到坑道出口处时，必须攀上一段很陡的长长的斜坡，但是顶壁也比较高；阿罗常常帮我向上爬，爬出隧道，有时候还帮我把箩筐中的煤倒在外面的一大堆煤堆上：一阵浓浓的尘雾顿时飞扬起来，迷雾中我们便躺倒在地，累得筋疲力尽。
以往，天凤山，就如我已经说到过的那样，以它的铜矿闻名遐迩。（它们甚至有幸被写进了史书中，不过那是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专幸男宠的皇帝的慷慨礼物而载入史册的。）但是那些铜矿，长年以来废弃已久，早就成了一堆废墟。而那些小煤窑，规模小巧，都为人工开采，便成了所有村庄的共同遗产，而且始终开采不断，为山民们提供着燃料。就这样，像其他的知识青年那样，阿罗和我也无法躲过这一次持续两个月的再教育必修课。即便我们在“口述电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不能使我们免除这一堂必修课。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番地狱般的考验，是出于一种希望，希望能“继续留在队伍中”，尽管我们返城的机会遥遥无期，渺茫得很，只有“千分之三”的可能性。我们根本不曾料想到，这个煤窑将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黑色痕迹，身体上说是如此，精神上说更是如此。甚至时至今日，只要一提到“小煤窑”这可怕的三个字，我便会不寒而栗。
除了入口处，一段二十来米长的坑道，低矮的顶壁有一些支柱和横梁撑着，它们都是一些粗粗的树干，简单地凿削几下子之后，便匆匆地支撑在那里，而坑道中的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七百多米的煤层采掘道中，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保护措施。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石块掉下来，砸在我们的头上。三个负责在掌子面挖煤的老农工，不断地给我们讲述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过的恶性事故。从坑道深处拖出来的每一筐煤，对我们来说，都成为了某种俄罗斯转轮决斗。
有一天，我和阿罗都跟往常那样，推着满满的一筐煤，在长长的斜坡上向上爬，这时候，我听到阿罗在我身边说：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自打我来到这里，我的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死在这口矿井中。”他的话让我无言作答。我们继续在坑道中向上爬，但是我突然感到浑身被冷汗湿透。从这一刻起，我也被他的恐惧传染了，我怕我自己也会死在这里。
下煤窑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和其他农工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那是一个简易的木棚，背靠山腰而搭，头顶上便是突出来的悬岩陡崖。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能听到水滴从岩石上滴下，落在用树皮铺盖着的棚顶上，于是，我便怀着一种轻松的心境对我自己说，我还没有死。但是，当我离开棚屋，我从来就不敢保证我晚上还能不能回来。任何细微的变更，比如说，农民们说得不得体的一句话，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玩笑，或者一次天气变化，在我的眼中都具有了某种神谕的力量，成了宣告我即将死亡的预象。
有时候，干着干着活，我的眼前便会出现幻象。突然之间，我觉得我行走在一片软乎乎的土地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刚刚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死神来临，我便仿佛看到我童年的景象走马灯似的在我脑海里飞快地闪过，就像人们说到人快死时总是提到的那样。我每走一步，橡皮一般软的地面就开始在我脚下延伸开来，而在我的头顶上方，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仿佛顶壁塌了下来一般。我像个疯子一样，四肢着地拼命向上爬，这时候，我母亲的脸出现在了我眼前黑乎乎的背景中，一会儿后又换作了我父亲的脸。这一切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幻象一下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依旧还在煤矿的一条坑道中，像蛆虫那样浑身赤裸裸的，推着那筐煤走向井口。我紧盯着地面：在我那盏油灯摇摇晃晃的光亮下，我看到一只可怜的蚂蚁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正慢慢地向上攀爬。
有一天，大概是第三个礼拜吧，我听到有人在坑道中哭，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的光亮。那不是一种激动的哭，也不是受了伤后痛苦的呻吟，而是一种无节制的嚎啕大哭，在漆黑一团中畅流着热泪。哭声碰到坑壁反弹回来，变成了一种长长的回声，在坑道深处向上升腾，消散开，凝结起，最终化为深深的一团漆黑中的一部分。那是阿罗在哭，毫无疑问。
9．阿罗得了疟疾
新浪读书
第六个礼拜快结束时，他病倒了。是疟疾。一天中午，我们坐在一棵树下吃中饭，面对着矿井口，这时，他对我说他很冷。几分钟之后，他的手便颤抖起来，一直抖个不停，连筷子也拿不住，根本就不用说端稳饭碗了。他站起身来，打算回宿舍去床上躺一会儿，但他的步子摇晃得厉害。他的眼睛里仿佛蒙了一层迷雾，在大开着的棚屋门前，他大叫着让人闪开，由他进去，实际上，门口根本就没有人。见此情景，在大树下吃饭的农工不禁哄堂大笑起来。
“你在对哪一个说话呢？”他们问他，“根本就没得人嘛。”
那一夜，尽管他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棚屋里还生着熊熊的大火炉，他还是一个劲地喊冷。
农民们顿时低声地唧唧喳喳起来，展开了一番长长的争论。有人说，应该把阿罗带到河边去，趁他不注意，把他推到冰冷的河水里好好地浸一通。据说冷不丁地一浸凉水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我们担心他深更半夜会淹死在水里。
一个农民走出了棚屋，不久后又回来，手里握着两根树枝，“一根桃树枝，另一根杨树枝，”他解释说，“别的树枝都不管用。”他叫阿罗爬起来，扒去他的外衣和内衣，用那两根树枝抽打着他赤裸的脊背。“再狠一点！”边上的农民叫嚷道，“要是你抽得太轻了，你就永远也赶不走瘟神。”
两根树枝轮流飞舞起来，在空中发出啪啪的响声。鞭笞变得凶狠了，阿罗的背上马上留下了深红的血痕。阿罗已经清醒了，忍受着鞭打，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仿佛是在梦中经历了这一情景，而且挨打的似乎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但是我很害怕，几个礼拜前他在坑道中对我说的那句话，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在一阵阵清脆的鞭笞声中回响起来：“我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死在这口矿井中。”
第一个鞭挞者打累了，让别人来接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替补他。瞌睡神终于占了上风，大伙儿都有些困，便纷纷回到各自的床上准备睡觉。这时候，桃树枝和杨树枝落在了我的手中。阿罗抬起了脑袋。他脸色苍白，脑门上满是细细的汗珠。他迷茫的目光遇上了我的目光。
“来吧。”他对我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你不想好好休息一下吗？”我问他，“瞧瞧，你的手抖得多么厉害。你感觉不到吗？”“不，”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拿到眼前想看个究竟，“真的，我在发抖，我冷得厉害，就像快要死的老人。”
我在衣服兜里摸出一截香烟，点燃了递给他。但香烟立即从他的手指头间落下，掉在了地上。
“臭婊子！它怎么这么重啊。”他嘟囔道。
“你真的想让我来抽你？”“对，好赖，它还能让我暖和一点。”
在鞭打他之前，我想先把香烟捡起来，让他痛痛快快地抽一口。我弯下腰，捡起还没熄灭的烟头。突然，某个白花花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个信封，落在床脚下。
我把它拾起来。那信封，上面写着阿罗的名字，还没有启封。我连忙问农民们这信是怎么来的。一个人从他床上给我传过话说，那是一个来买煤的汉子带来的，放在这里已经好几个钟头了。
我拆开了信。只有一张信纸，字是用铅笔写的，笔迹时而紧凑密匝，时而宽松稀朗；笔画常常是歪歪扭扭的，但是，从这一笨拙中透着一种女性的轻柔，一种孩童的率真。慢慢地，我给阿罗读着这封信：
讲电影的阿罗：
不要笑话我的字。我不像你那样，我从来没有上过学。你晓得，离我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