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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时间以来，阿罗的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在一栋砖楼最高的四层楼上，同一条楼道中。他是他父亲的第五个儿子，是他母亲惟一的儿子。毫不夸张地说，阿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有时还是很严峻的考验。我们之间很少争吵。
我永远记得我们仅有的一次打架，或者不如说是他打了我的那一次：那是在1968年。他差不多有十五岁，而我刚满十四岁。那是在一天下午，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医院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议在一个露天的篮球场上进行。我们两人都知道，阿罗的父亲是这次会议的批斗对象，一个公开揭发出来的新罪行正等待着他。大约五点钟时，谁都还没有回家，于是，阿罗让我陪他去那里看看。
“咱们去认一认哪些人揭发殴打了我爸爸，”他对我说，“等咱们长大了，咱们一定找他们报仇。”篮球场上早已坐满了人，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天气很炎热。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地响个没完。阿罗的父亲跪在主席台的正中央。一块很大的水泥板挂在他的脖子上，非常沉重，铁丝深深地勒进了他的皮肉中，几乎已经看不出了。水泥板上写着他的姓名和他的罪名：反动分子。尽管隔着三十来米距离，我觉得我还是看见了，在地上，在他父亲的脑袋底下，有一摊黑乎乎的斑点，那是他滴下的汗水洇湿了地。一个男人恶狠狠的嗓音在高音喇叭中响了起来：
“老实坦白你跟这个小护士睡过觉了！”
他父亲低着头，腰弯得越来越低了，人们简直要担心他的脖子会被水泥板压断。一个男人把一个麦克风举到他的嘴边，于是人们听到了传来一声“是的”，非常微弱，几乎颤巍巍的。
“老实坦白，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审问者在高音喇叭中嚷道，“是你最先碰的她，还是她先碰的你？”
“是我。”
“后来呢？”
几秒钟的沉默。随后，整个人群像一个人似的叫嚷起来：
“后来呢？”
这一声喊，有两千来人重复，像是一记炸雷轰响，从我们的头顶上滚过。
“我走近……”罪人说。
“还有！交代实际情况！”
“但是，我刚刚碰了碰她，”阿罗的父亲承认道，“我就倒……在了云雾中。”
我们离开了，这一群狂热审问者的吼声又开始零零落落地传来。在路上，我突然感到眼泪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我明白了，原来我是多么的爱这位老邻居，著名的牙医啊。就在这一刻，阿罗打了我一记耳光，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打击是那么的突如其来，我差一点儿当场摔倒在地。
3．插队天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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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这一年，一个肺病科医生的儿子，跟他的伙伴，一个曾经有机会碰了毛主席牙齿的阶级敌人的儿子，就这样来到了小山村，我们只不过是来到这座高山插队落户的百十来个男女“知识青年”中的两个。这座高山被当地人称为“天凤山”，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有一个滑稽的说法告诉了你们它那可怕的高度：可怜的麻雀或者平原上的普通鸟儿永远也飞不上它的顶；能够飞上去的只有传说中跟天有关的一种鸟，凤凰，它强壮有力，高傲而又孤独。
没有任何公路通达那里，只有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在一堆堆巨大的岩石、尖峰之间蜿蜒而上，周围全是奇形怪状大小各异的石头，远远地望去，崇山一道接一道，峻岭一重连一重。要想看到一辆汽车的影子，听到一记喇叭声，这文明的信号，或者要想闻到一家餐馆的气味，你就得在这大山中走上两天。在一百多公里之外，在雅江的边上，坐落着小小的荥经镇；这就是离得最近的城镇。惟一一个曾来过这里的西方人，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米歇尔神甫，他在40年代期间在这里寻找另一条通向西藏的道路。
在他的旅行日志中，这位耶稣会教士这样写道：“荥经县并不缺乏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它的一座山，叫做天凤山。这是一座以出产黄铜矿而闻名遐迩的山，其铜专用于铸造钱币。据说，公元一世纪时，汉朝的一位皇帝把这座山赐给了他最爱的一个嬖臣，宫中的一个大太监。当我举目遥望它那巍然屹立的座座峰巅，我看到一条羊肠小道在陡峭的崖岩之间阴暗的缝隙中盘旋而上，仿佛在云雾之中蒸腾。一些扛苦力的脚夫，如同牲畜一般负载着一大包一大包的黄铜，用皮带绑在背上，沿着这小道爬下来。但是有人告诉我，很久以前，这里黄铜的产量就在减少，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运输工具。现在，这座山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当地的居民大量地种植起了鸦片。还有人劝我不要走进这座山：所有的鸦片种植者全都武装起来了。收获季节过后，他们就开始袭击过往的旅客。于是我便满足于远远地眺望这一偏僻而又荒蛮的地方，只见它被巨大的树木、缠绵不休的藤蔓、茂密的植物遮天蔽日地笼罩起来，仿佛真的变成了剪径打劫的绿林强盗出没无常的宝地。”
天凤山包括二十来个村庄，零星地散布在惟一一条绵延不断的山间小道的沿线，或者隐藏在阴暗闭塞的山坳中。一般情况下，每个村子要接待五六个城里来的青年。但是我们那个村，高高地盘踞于山顶上，是所有村庄中最贫穷的，只有能力接受两个人：阿罗和我。村里的人们就把我们安顿在那座吊脚楼里，就是村长检查我小提琴的那座楼里。
这座楼属于村里，原先并不为住人而修造。在高高地搭建在木头桩子上的房子底下，有一个猪圈，养着一头肥母猪，它也是集体的财产。房子本身是用陈旧的原木造的，没有上漆，也没有天花板，它用来囤放玉米、水稻和一些损坏的农具。这也是村里人偷情幽会的一个理想地点。
多年期间，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点一直就没有家具，甚至连一张桌子或者椅子都没有，它只有两张临时凑合的床，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靠着一面墙。然而，我们的吊脚楼很快就成了小村的中心：所有人都到我们这儿来，也包括村长，始终带着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所有这一切全靠了另一只“凤凰”，很小很小，几乎微乎其微，不过它不是天凤，而是地凤，而它的主人就是我的朋友阿罗。
4．彻底丧失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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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只真的凤凰，而是一只有孔雀羽毛的高傲公鸡，一身绿莹莹的毛色，带着深蓝色的条纹。在一层脏兮兮的玻璃底下，它迅速地低下脑袋，尖尖的红木硬喙啄击着看不见的地面，与此同时，长长的秒针慢慢地绕着圆盘转动。然后，它重又抬起脑袋，硬喙张开，抖动身上的羽毛，显然十分满意，似乎啄食够了想象中的谷粒。
阿罗的闹钟很小，而这只每秒钟都在动的公鸡就藏在这小小的闹钟里头！兴许正是靠
了这小小的尺寸，它才在我们来到的那天，逃过了村长的检查。闹钟差不多只有一只手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闹起来时声音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柔。我们来之前，在这村子里，还从来没有过什么闹钟，更不用说什么手表啦、挂钟啦。人们始终靠着看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估摸着时辰来过日子。
我们万分惊讶地看到，小闹钟居然在农民中赢得了一种真正的权威，所有人都来看它，仿佛我们的吊脚楼就是一座庙。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仪式：村长一边在我们的楼下来回踱着步，一边抽着他那竿跟老猎枪那么长的竹烟竿。他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闹钟。到了九点整，他便吹响一声长长的震耳的哨子，让全村人都下地干活去。“到点了！你们全没有听见吗？”他冲着各处的房子大声喊着，“到点了，都去干活啦，这帮子懒鬼！你们还磨磨蹭蹭等啥子嘛？这帮龟儿子！……”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太喜欢去这大山上干活，崎岖的山路又陡又峭，绵延向上，一直向上，直到消失在云雾之中，在这羊肠小道上连小车都推不过去，运输任何东西全靠人的肩背。最让我们畏惧的，是背着粪尿上山：背上负着一只木桶，这木桶呈半圆柱形，正好紧贴着脊背，专门用来装各种各样的粪尿：人粪尿和牲畜粪尿；每天，我们都得往这些“背桶”里装上掺了水的粪便，把它们负在背上，一直攀到山上的田边，而那些田往往位于高山的顶上。你每走一步，都能听到粪水在木桶中逛里逛荡，就在你的耳根后响着。恶臭的屎汤一点一点地从桶盖中漾出来，溅到你的身上，沿着你的胸膛往下淌。亲爱的读者，我就不向你们描写失足的场景了，因为，你们都能想象到，只要一脚踩空的话，一条性命就没有了。
有一天，天一大早，一想到正等着我们去背的粪桶，我们就实在不想起床。当我们听到村长的脚步渐渐传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赖在床上。时间快到九点了，公鸡正一个劲地啄着它的吃食，突然，阿罗灵机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