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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战斗中空降兵连共消灭了400多名车臣匪徒，为俄联邦军队完成对这股匪徒的包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俄军方证实，如果这股匪徒突围成功，俄军很可能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车臣局势可能会因此复杂化。但在这次战斗中也有85名空降兵遇难。
就在乌鲁斯克尔特战斗即将结束的当天，一支来自莫斯科地区的特警部队落入车臣武装在格罗兹尼设下的包围圈，造成20人死亡、29人受伤的惨剧。
2002年8月19日，俄军一架米26直升机在格罗兹尼郊外被车臣武装分子击落，造成118名军人丧生。这是俄实施车臣反恐怖行动以来，联邦军队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
10月23日在莫斯科发生的绑架人质事件再次造成了128名平民丧生。
莫斯科人质危机发生后，谢·伊万诺夫一方面要求驻车臣军队做好围剿车臣匪徒的准备，另一方面还坚称不改变原定削减驻车臣军队数量的计划。
11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向驻扎在车臣的俄军下达命令：暂停执行从车臣分阶段撤军的计划，俄军近期将展开一场“严厉但有针对性”的反恐军事行动。这是莫斯科人质事件后，俄军方做出的要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大规模围剿的最强硬姿态，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三次车臣战争”马上就要打响。
而同时恐怖分子也一再向俄军武装直升机发射导弹。据俄军统计，俄军飞机遭袭地点多数是在俄军驻车臣的大本营——坎卡拉军事基地附近，匪徒选择的目标是进出基地的武装直升机，使用的武器和进攻手法也如出一辙：当米8等直升机从基地机场起降的时候，躲在基地附近废弃房子里的匪徒就向飞机发射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由于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很慢，在这个空域的飞行高度基本不超过700米，一旦被恐怖分子瞄上，就很难逃脱。
就在谢·伊万诺夫下达剿匪命令前几小时，11月3日，又有一架直升机被车臣恐怖分子击落，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俄军第五十八军副军长马尔佐耶夫。这是今年以来俄军在车臣损失的第九架直升机，也是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在车臣损失的第四十架直升机。
11月4日，俄特种部队在格罗兹尼等三个行政区内进行了一场反恐特别行动。在地方当局和老百姓的支持下，特种部队当场消灭匪徒六人，抓获俘虏十几人，发现87个隐藏枪支、弹药的秘密据点，缴获大量武器和其它从事恐怖活动的工具。
目前驻扎在车臣的俄武装力量共有8万人左右。而车臣的非法武装人数则在几千人左右。虽然从数量对比看，俄武装力量占据着绝对优势，但由于匪徒与政府军打的是游击战，茫茫人海之中，政府军很难分清谁是匪徒谁是良民。匪徒熟悉车臣的地形，而且是藏在暗处，政府军则都是“外来户”，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他们的驻地和军事调动都暴露在匪徒的眼皮底下。在车臣剿匪多年，俄军士兵都积累了丰富经验：不管是在首府格罗兹尼执行任务，还是深入偏远的村庄，每走一步都要特别小心，首要任务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车臣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难以医治的一块心病。俄当局在2002年年初向反政府武装人员下了最后通牒，只要匪徒放下武器，政府当局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武装匪徒却没有洗手不干的意思，响应者寥寥无几。势态发展至今，俄国内有人开始怀疑军事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可行性，也有一些人提出与车臣进行和谈的建议。但是，就算俄罗斯联邦政权同意坐下来和谈，问题是和谁谈呢？马斯哈多夫是俄检察机关通缉的逃犯，巴萨耶夫双手沾满俄罗斯人的鲜血，俄罗斯政权肯定不会和他们坐在同一个谈判桌旁。况且车臣武装代表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俄从车臣撤军，而一旦从车臣撤军，几年前军阀泛滥的局面就会马上重现。用不了多久，车臣又将会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由此看来，在解决车臣问题上，俄罗斯现在不是面临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第五章 强国主义“削藩”
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苏联解体的结果。可以说苏联时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也基本上都继承下来了。解体之前的苏联，当然俄罗斯联邦也包括在内，徒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或者说得更严重些，是一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国家。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当时，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总统允许地方做 他们喜欢做的事，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结果是，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靠民选出山的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土皇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地方领导人权力的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现象：第一，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通过的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中，有三分之一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抵触，俄罗斯各边疆区和州之间建立起贸易壁垒，或者更糟，干脆竖立起界碑。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二，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民主制度。政治权力，同市场经济一样，并没有在那些地方“生根发芽”，而是仅属于亲近地方官僚的少数人。第三，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警察、法院、税务和其它社会部门乃至军队）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第四，部分州可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发行本地区具有货币功能的证券，中央无权干涉；还有一些州长在本地区为非作歹，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克里姆林宫派要员持总统命令赴地方干涉，却被地方当局拒之门外；在地方选举中，某些犯罪集团公然利用民主堂而皇之地进入地方政府和议会，控制地方政权，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第五，1995年实行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规定，使地方执行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同时成了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开的原则，而且使联邦议会上院变成了有时不按专业原则运作的机构。很显然，这种情况对地方领导人非常有利，但不符合联邦中央权力机关的利益。同时地方过多攫取了国家利益所允许的主权，使中央政府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为国家分裂埋下了的隐患。在这些飞扬跋扈的地方领导人中，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这还不算，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管辖区域的控制，他甚至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对纳兹德拉克的种种劣迹，当地人都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制约，谁也奈何他不得。
由于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因此深知如果不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要说俄罗斯的复兴是奢侈之谈，就连能否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都有困难。
因此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因为现在的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其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
首先，普京于2000年5月13日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划分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沿岸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区等七个联邦区。
随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七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原圣彼得堡税务局副局长波尔塔夫琴科被任命为中央区全权代表，他与普京是老相识，普京对他十分信任。派到西北区任全权代表的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尔克索夫将军，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就在此区。内务部副部长拉特舍夫将军被派到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乌拉尔区，普京希望他管好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北高加索区由该军区司令卡赞采夫出任全权代表。此人两次参加车臣战争。伏尔加沿岸区由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出任全权代表，这里是基里延科的家乡，普京给他机会让他实施自己的经济纲领。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出任西伯利亚区全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