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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出像《乡愁》这类作品。但作为一位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等，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余先生看来，“乡愁”有着不同的层次，像同乡会之类的乡愁，是地理上的乡愁；而更高层次的，则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的乡愁，对文化传承、对历史背景的认同。“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文化人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
两岸文脉不容割断
不过，余光中也不讳言其担忧：“在台湾，除老一辈的民众外，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没去过大陆，只能从父母或祖父母口里听到以前的种种，他的乡愁情结就要少些。台湾是个小岛，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如果他们不读文言文，又被西化了，自然会与祖国文化渐行渐远。”
“两岸同文同种，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在台湾，我们同样过春、一起拜妈祖，方言是闽南话，中国文化哪会那么容易被去掉？！”余先生断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余光中早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称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如今，女儿们早已逐渐长大。远东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讲述了余光中和四个女儿之间云淡风轻、水深流静的情感。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不过，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妈妈，他偶尔插入，或靠妻子传达。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象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四个女儿中已有两位博士。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返回中山大学；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大学授课；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学广告设计，余光中所译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封面就由她设计。
四个女儿都搦笔能文，有艺术家的潜能，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继承父亲创作的衣钵，提起此事，余光中总是埋怨“她们大都懒于动笔”。
对余家的女儿来说，有一位文豪爸爸，压力自然十分沉重。潜意识里避开文学之途，该是很自然的发展。
“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这是幼珊的理由。
有一年，余光中生日前夕，幼珊写了首诗送给他，等了几天不见反应，幼珊忐忑不安，私自投稿给《联合日报》副刊。痖弦收到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配合时间刊登。这时余光中才说：“糟了，我已经投给《中华日报》了。”不久女儿的处女作见报，做爸爸的郑重剪贴珍藏。
佩珊也有挫折的经验，她曾想参加两大报的文学奖，“可是就因为爸爸是评审而被迫放弃”。她知道自己将来还是会回到文学之途，“可是我一定不写诗”。
珊珊也不想把写作当使命或正业，她宁愿随兴而写，反而自在。
有时候，余光中会羡慕朋友有女儿担任经纪人，而他却要一切自理。在余光中眼中，四个女儿都各有个性，所以父母一向听其自然。他说她们“变来变去，不知道在想什么”。
女儿们长大了，可是在余光中眼里，她们永远是孩子。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一文中情窦初开的女儿，如今都是女人了。结了婚的女儿，他希望她们婚姻美满；没结婚的呢，他又暗自着急，怕她们寂寞。不过在女儿面前，他什么话都不说，习惯把一切藏在心底，只敢向妻子间接探听。他认为，女儿的私情天经地义应向母亲倾诉，向父亲恐难启齿。他出身外文系，却仍是中国的读书人。西洋父亲搂着娇女私语窃窃的温馨，他很羡慕，但无能为力。
其实四个女儿都继承了爸爸（爸爸却说是妈妈）的性格。她们都知道爸爸最喜欢撒娇的女人，可是她们四个都不会撒娇。她们看起来都很文雅，可是性格却各有棱角，不易拼图。
罕见余光中当面夸奖女儿的表现，可是只要女儿表现优异，他却会在背后向人宣扬。这一点，恐怕也是当年余父对待余光中的模式。
余家人的关系，清淡中蕴藏着深情，许多没说出口的话，没做出来的动作，蕴在心底，水深流静，何必波纹。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小荷已露尖尖角
最初的美好记忆，就在江南。
江南的温柔水乡，柳绿花红，莺声燕语，总叫人流连忘返。在幼小的余光中心目中，早已认定了自己是属于江南的。
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由于父亲余超英公职的缘故，出生却在南京，所以童年大半是在江南度过。
母亲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在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发到遥远的福建永春去任教，那地方家人都称之为“南蛮”。在永春，她认识了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冥冥中似乎有一条长长的红丝线牵引著，结果就成了余超英的续弦，还当了一个九岁男孩的继母。
和余光中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光亚，只活到十八岁，死于疾病。后来，孙秀君也没再生下第二个子女，余家人口单薄，在旧社会的大家庭中，无疑是很特殊的。
美丽江南
孙秀君时常带著余光中返回常州漕桥探亲。常州舅家人口众多，远房、近房的表兄弟姐妹们加起来不下三、四十个，对于这位远来的娇客都另眼看待，尤其是表姐们，特别喜欢他，常众星拱月地围绕著他，央求他为她们画幅马或门神什么的，余光中从小就有奇异的绘画天分，能随手画下他喜欢的事物。小时候的余光中，浓眉大眼，脸正而长，剃个小平头。现在他还保存一张珍贵的旧照，那是他十岁时和母亲在上海合拍的一张小照，大眼睛里透出一股早熟和智能，看来很沉静。
不过，余光中也有顽皮的一面，他有位表姐后来常跟余家的女儿们提起余光中幼年的这件糗事：有一次，余光中和几位表兄弟玩武侠故事中的把戏，需要道具，竟然把母亲一件皮大衣的狐领给剪下来，缠在头上活像山大王，神气极了。乐极生悲，母亲发现了，气急败坏地要揍他，表姐们赶紧出面救他，把他藏在屋里，等母亲气消得差不多了，才放他出来。
那么多的表姐，个个都斯文秀气，常把余光中看得眼花撩乱。除了母亲，表姐们的母性温柔，也是他童年时期最美丽的回忆。
“将来就跟哪个表姐成亲吧！”余家和孙家的长辈们都这么说。
后来，余光中果然娶了个表姐，只是不在当初的这一群中。
余光中童年时期，除了回常州的日子外，大多数时光是很寂寞的，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玩伴。余超英后来任职侨委会，公务相当繁忙，对待儿子的态度是传统的严父。失去一个儿子，固然是大恸，但并未因此而使他改变对待另一个儿子的态度。在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很严肃，也不会带著我玩，见面就是一番励志的训话，总觉得很难亲近。”
江南的舅家，不但人多热闹，而且老老少少就是有一份文化素质，生活中充满了情趣。江南是彩色缤纷，永春是黑白肃穆，永春的宗亲族长，似乎是男性主流，比较阳刚，不像江南水乡的阿姨、姑妈之类，较富女性的温柔，容易亲近。余光中这永春小孩，一直到最后都没学好永春话，他的口音带江南风，他后来的乡愁也是江南的。
一九二八年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对自己出生的日子显然很满意，因为“这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对于自己竟然诞生在重九，他也暗暗感到自豪，并自称为“茱萸的孩子”；不过另一方面，“重阳节的意义为避难，为了逃一个大劫，于是在自豪中又感到深沉哀伤。”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来说，都似乎诞生在重九那天。那一代的孩子，不幸夹在两次大战之间。逃难，占据他少年记忆的大部分；逃难，也将他的童年提前结束。
一本“当代文学重镇”、“诗坛祭酒”、“文坛第一人”诗坛巨擘余光中的传记。全面记述余光中70余年的生活与创作、亲情与友情、婚姻与爱情。
传记由傅孟丽女士撰写，纳入台北“天下文化”丛书，于1999年1月初版，迄今已逾7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大陆推出中文的简体字版。
他的小诗《乡愁》在大陆流传颇广，能背的人很多。这首诗像是名片，使不少读者只见名片而不见其人，很方便地把他简化为“乡愁诗人”，便定了位。其实他一生的作品，散文数百篇，诗已逾千首，除乡愁外，还写过其他许多主题。《乡愁》只是我的门牌，这本书才是大门，进得门来，才看得见庭院，进得了房屋。
但是一位作家的传记与其作品实在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