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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综合了艺术、经济、佛教这样广泛的内容，真是够丰富的。
我们到九华山那天，雪梨开着车早早地等在山脚下迎候。见到的雪梨，白白胖胖，圆滚滚的脸总是笑眯眯的，确同一只成熟的雪梨。
“没想到，你在山里皮肤却那么好。”我由衷地夸奖。
“山里空气好、风水好啊！”雪梨的语气也很由衷：“陆老师，你比照片上年轻。”
女人一见面，最敏感的往往是相互的面容和仪表，而这种敏感，或者说好感，也使我们一见如故。而住进九华山庄，我的第一感觉，这宾馆显然有“女人当家”的特点。首先，卫生间里那些一次性的洗浴露和洗发乳都是有品质的好牌子，洗完后，头发柔软、蓬松，很舒服。但在很多宾馆，特别是小城市、小地方的饭店、旅店，为旅客准备的洗头膏质量很差，几乎没法用，洗了澡，头发是板结的，发黏、发涩，梳也梳不通，头上像扣个盖子，很不爽。但这样的细节问题，很多宾馆是疏忽不计的。可我相信，有我这种感受的旅客为数不少，尤其女性。其实，感受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好坏之差、高低之别，恰恰是在小事、小节之处见功夫的。为证明自己的感觉，我特意问雪梨：“你们为客人准备的洗漱用品都是工作人员选购的？”
“不，这些东西，我一定亲自挑选，采购我喜欢的牌子，就像买给自己用一样。我们一般都去上海订货。虽然，人家来宾馆住一两天，不会计较，但正因为是一两天，人家出来花钱就是要享受舒适的，我们的服务必须周全、细致、设身处地。当然，这样做，成本高、利润少。可我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打一枪、捞一把走人的。我们在九华山这样的圣地做事，首先是做人，要讲究心胸、眼光、善待。”雪梨讲出了她能够成功经营“九华山庄”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我发现，优秀女人在任何领域里的经营之道，有个共同点：做事敬业都像料理自己的家。譬如，招待我们这批客人，事先，雪梨已经了解到我动过手术、身体欠佳，为此，她特地关照厨师制定合适的食谱，并事先让我过目，看是否需要修改或添加，所以，每天进餐厅，饭菜的精细可口，气氛的温馨暖人，比在家里还惬意。“这样的特色服务，就是他们九华山庄的风格。”建君一转话峰，把雪梨和上海联系起来了：“九华山庄有这种特色，关键的关键，雪梨是半个上海人。”
“你先生是上海人？”我想当然。
“我和先生都是当地人，我们是高中同学，后来，我在上海读的大学。”雪梨笑着说。
“你们的早恋，牢固得很啊，不容易，你在上海读了大学，居然还肯嫁回九华山？”凭着雪梨的聪明能干，如果留在上海发展，是大有机会的。但我佩服雪梨的选择，颇有远见卓识，九华山毕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佛教文化的资源，她回来，有太多太多有价值的事可做。
我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首先是选择的成功：选择爱情、选择生活、选择朋友、选择机会等方方面面的选择。已经走出九华山的雪梨又选择回归，她智慧，有决断。而更让我叹服的是，雪梨还是一个成功的母亲。我们一同去红村的路上，她弯到清河带上了女儿，她这个女儿长得结实健康，还在幼儿园读中班，却干什么都很独立了，坐一路的车无论多累、太阳多晒，这女儿一声不吭，困了就悄悄地睡，醒了就自己玩，丝毫没有一个漂亮女孩的骄娇两气。可这个女儿是值得骄傲的，刚荣获了安徽省少儿电子琴比赛的大奖。在一旁，我留意观察，雪梨待女儿要求严格，管理却宽松，爱得很理智。同样是母亲，我对感情的把握显然少些分寸。可艺术就在于分寸啊。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质地的良莠，是最能折射父母的。而对于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难能可贵的成功，无疑是做母亲的成功，能培养一个比自己更精彩的儿女——为社会生产最优质的人，功德无量。所以，写雪梨，是不能不提一笔这可爱的女儿，我肯定地对雪梨说：“你培养的这棵小树，长大了一定是块好材。”
“这是佛缘给我的恩惠。”雪梨仍笑着回答。
我爱看雪梨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和甜甜的酒窝。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收获的时刻
一周前，长篇终于改完。然后，按照《收获》刊登所需字数，又从头到尾进行删节，去掉大约四万字。昨天，拿着两张巴掌大小的三寸软盘去作家协会，一张盘片送《收获》编辑部，另外一张通过电脑发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午，在作协食堂里吃一碗菜粥，填饱肚子后定定心心乘车回家。
好天，晴朗无比，秋高气爽，没有云，阳光是透明的，温润宜人。披着暖暖的阳光，轻松漫步，款款地走在街沿浓密的梧桐树下，我心旷神怡。似乎很久没享受过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心情了，而且，正是收获的季节，我像个老农，怀里捧着沉甸甸的果实，心坎里溢满收获的快乐。一年半的辛苦耕耘啊，何况，这是我遭遇“重灾”的年头，祸起萧墙，危在旦夕。幸亏有上帝和朋友助我，使我没有停止呼吸，也没有停止耕耘，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所以，《收获》能满意并接受我这部长篇小说，这使我的“收获”仿佛有了更多的含义。
活着，生活着，还有比“收获”更好的感觉么？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重新收获生命的人，同时还能体会收获劳动成果的快乐，实在是很幸运、很幸福啊！
有时，翻看记忆，我常常发现，经过心灵不知不觉的筛选，在心底藏得最完好无缺的，不是那些自以为刻骨铭心的痛苦和不堪重负的艰辛，而恰恰是“收获时刻”由衷的满足和欢欣。真的，有些“收获时刻”是很动人、很难忘的。
记得，我对“收获时刻”最初的感动和欣喜，是在北大荒。1968年秋天，我们一到北大荒就遇到涝灾，一望无边的麦子浸泡在水洼里，拖拉机、康拜因都陷入泥浆，寸步难行，只能搞人海战术，老老少少齐上阵，还从县城借来劳力一起下地拔麦子，与天夺粮。虽然，我一到连队就当上了拖拉机手，但也天天光着脚趟在泥里水里，两条小腿都泡烂了，发了炎，但我还是忍着高烧，积极地战天斗地。而入冬以后，我们又得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脱谷，汗湿的球衣、棉袄被冻得硬邦邦的，一个个都像背着乌龟壳。而1969年的秋收季节，天高云淡，我开上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驰骋在滚滚的麦浪里，让金色的麦粒瀑布似地吐进粮斗，傍晚，运粮的车队迎着晚霞开回连队，我们坐在车厢的麦堆上，唱着歌儿，一路欢声笑语。经历了严重的灾害，迎来第一个丰收年，我们倍感收获的喜悦。而这年的秋收情景，像一幕电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肯褪色：背景是起伏的山峦和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桦树林……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收获时刻”，是１９７６年元旦，我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是在不起眼的地方，但毕竟是《人民文学》复刊号的目录啊。一阵惊喜，喷涌而出。我，一个远在北大荒的知青，悄悄写了一篇习作，哪敢梦想真的会被《人民文学》选中？虽然，我曾收到一位编辑用毛笔写的信函：“稿子备用。”我兴奋地交同伴们过目，他们都不以为然：“人家是《人民文学》，备用的稿子肯定堆了一房间。”那时，在我们心里《人民文学》确是高不可攀的，我当然不存丝毫奢望，惟一的安慰是：“能备用就不错了。”自从调团部宣传股当报道员，我常常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写字，勤奋得大概有点过头，总有人误解我：“你脑子有问题！”自然，当《人民日报》上出现“陆星儿”的名字，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对我说：“报纸上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我只能努力掩饰惊喜、不置可否。终于接到北京寄来的那期《人民文学》复刊号，整个团部机关才哗然，也惊动了省里，马上请我去哈尔滨。在上海没踏进过国际饭店的我，像“陈焕生进城一样”住进“北方大厦”，像模像样地给《黑龙江文艺》赶稿，可我心里却虚虚的，只觉得像“赶鸭上架”，说真的，那时的我，对文学、对创作，毫无把握，一片茫然。不过，既然“上架”了，怎么费劲，我都会坚持到底，无论如何，写作是有意思的。就这样，偶然的、意外的“收获时刻”却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要说完全改变我生活的“收获时刻”，那一定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７日那一天：儿子出生了。怀上儿子时，我还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学生，正在写毕业剧目。虽说，同班同学中有结婚的、当了父亲的，但是，在大学校园里生孩子，我是独一无二。那是非常年代，对一切非常的事情，大家都宽容，只是，我自己需要面对太多的困难。要写毕业论文、毕业剧目，还要等待临产，只能搬出校园，借住防震棚，用砖和车垫子架起一个“床”，高低不平的，能躺就行了。而写作的地方，就是把被子叠在膝盖上，可以不用弯腰了。也许，作为一个准母亲的这场“序幕”，有点特殊，我的感触很多，临产前，我很激情地写了篇小说《写给未诞生的孩子》，我确实有很多的话想悄悄告诉即将出世的小生命，说说一个母亲的为难和愧疚。也许，这个不懂世事的胎儿却理解了我的心情，所以，迟迟不降落，大概生怕自己的出现会带给母亲更多的麻烦。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的腹部仍不见动静，到医院检查，连胎音都微弱了，医生当机立断刻：“剖腹产！”小生命被及时挽救了，我收获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子满月时，我把他抱进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