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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管用，以后几天，我的胃犹如熄灭的火山没任何动静，我心里窃喜，仿佛吃了神药，我的胃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胃不痛，我便忘了做胃镜以后还得等待一份报告，每天仍继续着长篇的润色。关于这部长篇，最特别的一点是，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书名，一直拖到完稿，一位编辑看了初稿，她说，读了小说后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痛。”我立刻拍板：书名就是这个字了：《痛》！而一个“痛”字，似乎也道出了我在改定这部书稿的同时所承受的一段特别的经历。
那经历，是从一张不期而然的“胃镜报告”开始的。
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４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献给勇敢的妈妈”
一月下旬，儿子放寒假了。今年的寒假，也有点特别：儿子邀请了在北京读书的女朋友来上海作客。在迎接这位小客人的日子里，我的心情也特别。儿子一转眼长成小伙子，谈情说爱了，这意味着我用生命铸就的这根“箭”，真的要从我这个“弓”上射出去了。而“箭”射中的第一个“靶子”，就是这位“幸运”的小客人。
我在这位小客人前面放上“幸运”两字，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感受。也许，抚养儿子的过程太含辛茹苦了，像一只母鸡，用二十年时间不屈不挠地孵着一只总也不见破壳的鸡蛋，她沉着、耐心，一动不动，倾其所有的体温和养料。而小鸡们翅膀长硬了，就自顾自地觅食寻乐去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位小客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儿子把喜怒哀乐一古脑儿地倾注给她，除了“幸运”，还能是什么呢？可以说，儿子的喜怒哀乐，是我这二十年生活的轴心。也许，这样的母爱，是伟大的，但也是悲哀的。意识到“悲哀”，为时已晚。看来，也只能“悲哀”到底了。长了翅膀的儿子，尽管在极力地挣脱我的呵护，但儿子的喜怒哀乐，却依然是牵动我心灵的主线，看到儿子为初恋激动、兴奋，我也会跟着激动、兴奋。知道儿子那一阵在频频地通信，于是，只要走过文具店，看到那些粉红浅蓝的、小情小调的信封信纸，我就会买一些放在儿子的抽屉里。女孩过生日，为了让她收到一样“忘不了”的礼物，儿子从玩具店抱回一只比桌子还高的长毛绒小猪，还要从邮局寄走，我只能缝一只麻袋般大小的布兜，装了小猪，和儿子一起扛着上邮局。不久，看到那女孩坐在宿舍床上和那小猪的合影，那小猪果然占了半只床，晚上睡觉成问题了，这礼物不仅让那女孩“忘不了”，还使同屋的女学生们也都忘不了同伴的快乐。
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儿子对待感情的方式和态度，这是我们在年青时不懂得、不拥有的。儿子能快乐、能满足，我好像也得到了某些补偿。
虽说，小客人的出现，只是儿子成长中的一页篇章，或长或短，也许，如同年历一般会与岁月一起一掀而过。当然，不排除真有缘分，使他们经受各种考验地携手走一路。但不管前景如何，既然儿子很大方地把她请来上海作客，我是母亲，我只有积极配合，让儿子的这一页“篇章”尽量丰富、完满。而接待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在我的生活经验中还是第一次，心里也悄悄地洋溢着一种微妙的新鲜感。
小客人的到来，家里的气氛果然大不一样，最明显的不同是，在家一向懒惰散漫、一向好使性子的儿子像吃了兴奋剂，变得又勤快又殷勤，天天早起晚睡，时时笑容可掬，事事任劳任怨，无论差他做什么，他都一百个顺从。而且，在儿子特别兴高采烈的时候，还会走过来亲我一下。自从儿子进高中，他开始和我保持距离，有时想亲他一下，他干脆地推开我，或幽默一下：“亲一下给多少钱？”有时一同上街，过马路时儿子会负责地拉我一把，但一脚踏到街沿，他立刻松开手，像拉闸断电。因此，对儿子亲近的举动，我好像是沾了那位小客人的光，才享受到这样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儿子。当然，儿子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另一番表现，才使我顿悟：母亲只是带大儿子，却是另外一些女人，才能使儿子成长为真正的男人。箭不离开弓，是不成其为“箭”的。
从小客人身上，我间接地看到了儿子的另一面，这是母亲不容易发现的一面。但是，无论“顿悟”，无论“发现”，在那样的一刹那，我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仿佛站在急速下降的电梯里，猛然间心空了，失落了什么。在悉心照料儿子、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十多年里，我经常提醒自己：儿子终有一天要离开的。可“这一天”虽在不远处，完全看得见，却还摸不着，所谓提醒并不切实，因此，一如既往地视儿子为中心，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把“放开儿子”、“照顾自己”摆上我生活的议事日程。
而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生活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逼迫你、纠正你。
我的那份胃镜报告，大概就是那样一份“宣判书”，预告了生活将对我的“逼迫”与“纠正”。我仿佛一步走到尽头，对儿子，不放开也得放开了。
那是元月２４日早晨，好像刚过八点，电话铃响，是作协人事处处长李业芳打来电话，她声音镇静地通知我：“胃镜报告出来了，盛医生说，马上手术。”
“手术？！”怎么要手术呢？我很吃惊，太意外了：“做什么手术？”
“你胃溃疡很厉害，要做胃切除手术。”
“切掉多少？”
“星儿，别紧张，先住院吧，越快越好，不要耽误，我马上帮你联系医院。”李处长适合做人事工作，精干又细心。
住院？手术？除了生儿子剖腹产，我再也没有住过医院。放下电话，我仿佛被电击了一阵麻木。这时，早起的儿子向我走来：“妈，谁来电话？”
我没有答话，我好像没听清儿子说什么。
“妈，你怎么啦？”儿子走到我身边。
我愣了一会儿才开口：“单位的电话，要我马上住院动手术。”开了口，我的情绪便开闸了，热辣辣的脸颊上淌下了冰凉的眼泪。
“妈妈，不要哭，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儿子俯下身搂住我。
我只是摇头，只是泪流满面。
很久没这样放任、这样尽情地哭过了。有些事，也许伤心过头，反而理智得哭不出来了，也不想让自己偷着哭。眼泪长久不流，仿佛干枯了。这些年，有两件事，我是常常防着的：一是不哭，二是不病。不哭，不是因为有多么坚强，只是觉得，眼泪不解决问题，面对难过的坎和不顺心的事，眼泪是最帮不上忙的，只有咬牙去忍、去做。我必须学会务实、学会行动，而不能生病，更是明摆着的。在这个家里，我是顶梁柱，没法想象，我一旦躺倒，这个家会怎么样？既然“没法想”，干脆不想，何况，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顶梁柱”不朽不糟，挺结实的。
但胃镜报告却大大地出乎意料，原来，我这根“顶梁柱”是外强中干，不修理不成了。我哭，因为太意外。可眼泪终究不管用啊。我劝慰自己：是否应该庆幸，至少没出现“訇然倒塌”的悲剧，何况，儿子毕竟已成年，他可以接班，充当“顶梁柱”了。这样看来，我病得是时候，上帝对我是厚爱的。设想一下，这份胃镜报告如果早两年到来，儿子还在读高中、还要考大学，我住院、我开刀，对儿子将有怎样的影响？！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任务，把自己用狠了，生一场大病，住一回医院，也在所难免啊！左一想右一想，我渐渐想开了。只是，眼泪仍哗哗的，如同一片阵雨把我笼罩。
“妈，动完手术就没事了。”儿子继续安慰。
“九点了，你快去车站接她吧！”我抹着泪，仍不忘儿子还有重任在身，每天早早晚晚要迎送小客人。
“妈，我马上回来。”儿子抱歉地摸摸我的头，他分身无术。
儿子接了小客人，果然快快地往回返。进门时，儿子捧着一束金黄色的、花瓣细小稠密的野菊花，轻轻放到我面前。我抬头，看到花束中竖着一张鲜红的卡片，写着一行银色的小字：
献给勇敢的妈妈
儿子。
我把野菊花插到瓶里，我把卡片揣到胸前的口袋里。
金黄的花迟早要谢，鲜红的卡片可以保存永久。
去住院那天，我把那张小卡片又移放在外套的口袋里。这样的时刻，儿子给了我“勇敢”两字，再确切不过了。勇敢，往往是对于战士来说的。可这一回，我将与疾病展开一场争夺生命的战斗，也是“刺刀见红”，不勇敢不行。
但愿不辜负儿子给我的称呼，名符其实地“勇敢”。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明天“出嫁”
等待病房、等待住院的两三天，我的心情如同等待着一次冒险的旅行——既然出远门，既然是“冒险”，总该有一点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吧。而一想到有可能“回不来”，便有些家务事必须交代给儿子，虽说，无遗嘱可立，不必兴师动众，但大小是个家呀，它装着我的全部。
决定带儿子一起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把重要的东西“保险”起来。这些重要的东西，我从没有袒露给儿子，可生活出现了“意外”，我有了把家移交的打算。不是悲观，是预防万一。
“移交”的时刻，我把保险箱钥匙交到儿子手上时，语重心长：“保险箱里的东西，是妈妈大半生的全部积蓄：心血、感情、精力，都在这里了。几张存折，是为你读书准备的。”
儿子不言不语，表情庄重。
那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儿子罩在一把伞里，一路上都是默默的。
原计划，第二天儿子和同学要出去旅游，安忆再三劝说：“别让儿子出去玩了，这种时候，儿子应该陪着你的。”儿子也表示不去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