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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卖掉换回些学习用具来给孩子们用。这些盆盆罐罐都过时了，崔支书说，都是些土得掉渣的老古董了，不值钱。”
他们可真够淳朴的啦，根本不知道古董越古越值钱，越旧越珍稀！ 换点学习用品？ 幸亏我及时发现了这些宝贝，不然，他们真的会把它们拉大街上去叫卖掉。我估摸着这四大箱子宝物，至少也值个几百万元。
我骤然间想到了九九的那两个被送走的孩子。他们是九九的后人，他们应该是这批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我的脑子里一下子闪过要找寻到九九的一双儿女的念头。
那天晚上，我就去崔支书家里找他去了。崔支书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中等敦实的身材，红红的脸膛，待人挺诚恳的。听村里人说，他是个很能替大伙操心的人，自幼家里穷苦，出去做了几年矿工，后来倒插门来到郭庄，为人实实在在，颇有威信，一直当着村支书。
当他听我说出九九有一儿一女这一秘密时，惊得张大着嘴，半天没合上。回过神来，他就特认真地表示，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孩子，也算为九九做了件好事。九九和正信去世三十多个春秋了，崔支书依然心怀愧疚，觉得当年是自己把九九折腾得耗尽体力，使她倒毙在喷火的骄阳下。他没有想到九九干活出力能实在到这个地步。
当他听我告诉他，那四大箱子古董价值不菲时，他再次惊得张大着嘴，半天没合上。反应过来之后，他说他要保护好这些古董，一定要等着把它们交到九九的儿女手上。崔支书发誓，只要有他在，那些古董一件也少不了。不过，崔支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那些坛坛罐罐会值什么钱。
我认为马上请古玩鉴定专家来鉴定一下，这样就有数了。崔支书说那就尽快，如果真是值钱的古董，他得立刻安排人把这些古董保护起来。
事不宜迟，我给北京的一个作家朋友打了手机，他很爽快地答应明天立刻找一个古董商来山东。
说快也真快，第二天傍晚我的那位作家朋友便陪着一名古董商来到了郭庄。这位古董商是京城颇有名气的诚信人士，许多书法家、画家都跟他交往甚多，很可靠。他连夜将这批古董鉴定了一遍，认定件件是珍品，并愿意以七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这批古董。
崔支书哪里听到过这么多钱啊！ 三十三件看似旧了吧唧的坛坛罐罐，竟然值这么多钱！ 他害怕极了，说这批东西千万不可留在大宅里，万一透出风去，有什么大盗打它们的主意，恐怕难以保证万无一失。
崔支书说，村里放着这么一大笔财产，他可是睡不着觉了。
想想也是，原来是无人知晓这些是价值连城古董，农民们把它们挖出来，还以为是些没有用了的粗坛烂罐，主人不舍得扔大街上，就埋在土里，而且埋得并不深，是否日后用时再挖出来。
崔支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大家在一起商量出个办法，将四只木箱里的东西全运到城里，目前已是县级市，发展得挺繁华的。在市里找一家保安公司暂为保管，北京的朋友先回去准备钱，待我找寻到九九的两个孩子，我会从法律方面义务地帮他们处理完这笔财产，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决定，为他们把一切手续办好，也算我有个机会为九九做点事情，以慰她在天之灵。
崔支书立即叫来四位年轻男社员，让他们晚上就睡在那间放箱子的屋里，打地铺，门边睡两个，箱子旁边睡两个。郭老师睡前院屋里，半夜起来四处查看一下，尽管院墙够高无人能攀爬得上，但也要防止有人架梯子上来呀！ 崔支书安排完就回家取强光手提电池灯，说今天夜里他不准备睡觉了，就在宅墙外巡逻防守。
北京来的两位朋友，那夜也睡在大宅的书房炕上。这么多人留在那里，我就放心地离开，回家做着计划如何找到当年把九九的孩子送走的那几位媳妇。三十多年了，这些人应该还健在吧。
第二天清晨，崔支书便叫村里的面包车开来，把四只木箱小心翼翼地抬上车。我请崔支书也上车，办理保管手续时需要他在托管合同上签字。
我们四人一同进城，很顺利地找到市里最大的一家保安公司，不到一小时就办完了交接手续。北京的两位朋友就从那里搭车去机场，我和崔支书随面包车回村，还要找寻知道九九儿女下落的那个媳妇，打听出这两个孩子的住处。．由于知情者我姥娘刚去世，当年接生那几个媳妇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崔支书说这好办，他发动自己的丈母娘、老婆、小姨子挨家挨户去谈，还真的找到了其中两位，已有两人作古。她们提供了四川成都市的万星小时候的照片和一封寄自芳邻路的信。由于信封经过了好多年随意的存放，芳邻路多少多少号被磨损掉，看不清楚。
九九所生儿子被送给二十里外王庄的一个木匠，这家人与村里一个媳妇是亲戚。崔支书带我找到了那个叫春英的媳妇，由她带路去王庄找木匠王庆海。
王庆海的家在王庄村东头最低矮破旧的一座房子里。这让我很难以相信，木匠的生活水准在村子里应该是高于其他家庭的，可王庆海的家竟是如此破烂不堪。院墙很低，门扇的木头从下方腐朽破败，张着惨兮兮的两个大口子，如怪兽咧开的血盆大口，让人看着蛮凄凉。
进到里屋，看到三间土房内更是一贫如洗。黑暗的屋子中冰冷冰冷，炕上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太，枯黄的瘦胳膊露在被子上，脸色铁青，白发稀疏，眼睛红红，眼睑外翻，由于太瘦的缘故，两只眼球显得特别大，金鱼眼般地向外鼓着。
王庆海是个有点驮背的小老头儿，正在院中为老伴熬中药，见有客人来，便连忙把我们引进屋去。我们坐在炕边，老太太挣扎着想坐起来同我们说话，被我扶住，让她重新躺下去。怪不得他们家穷成这样，原来老太太患慢性类风湿病，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已经卧床几十年了。王木匠叹道，这些年为了给她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现在吃的这些昂贵药，都是靠儿子寄回来的钱买的。
问及他们的儿子，老两口美得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王木匠下炕从破桌子的抽屉里摸索出一大摞照片，都是他儿子穿军装照的，每年都寄回几张。这些照片一定是被老两口看过无数遍，也许被很多村邻们、亲朋好友们看过无数回，照片的边边都卷了。王木匠介绍说：“儿子名叫王小海，在西藏当兵，那地方可艰苦。他一个人守着一个维护站，管一百多里路长的电话线，现在是官了，立过好几个三等功。怕他一个人太辛苦，每天跑很多路回来吃不上热汤热饭，前年俺就打发媳妇美萍过去了，照顾好他的身体。”
我端详着一张张的照片，惊喜地发现，这孩子长得像极了九九。
高高壮壮的身材，细眯着一双笑眼，看上去要多憨厚有多憨厚。
老两口的确没有别的孩子，把小海视为珍宝。听他们不住声地夸儿子，说他从小就听话，勤快，知道孝敬父母，当兵之后干得相当好，给老两口长了不少脸……
还没有见到王小海，我不便对老人们说什么，只对他们说我也是军人，过些天要去西藏出差，要一下王小海的地址和电话，有可能性的话去看看他这位小老乡。
王木匠一听很高兴，立该找出地址，让我抄了下来。听说我要去两藏，老太太喘气吃力地问我，可不可以给她儿子儿媳捎点东西过去。
我说当然可以。老太太便吩咐老头子装一小口袋黏小米面子，说儿子儿媳最爱吃小米黏蒸糕，给他们带些面过去，他们可以自己做着吃。
从老两口对儿子的挂念和关爱，我断定，这一家人虽然不富裕，但非常亲近，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温馨而幸福的。
出了她们的家门，我回望那扇旧的木门，蓦然发现在门的右上方最高处挂着鲜红的“光荣人家”木牌牌，那上面的红漆好像刚刷过不久。
这就是胶东人！ 永远不会改变的骄傲与荣誉观念！ 崔支书跟我并肩走在村路上，突然用一种仰慕的口气说：“听说你一直在北京当兵？ 官衔一定挺高的吧？ ”
“大校。”
“噢，大校啊！ 你应该穿军装回家乡！ ”
在北京，习惯了出门换便装。而回到故乡之后，所有的亲朋几乎都很失望地对我说这句话：“你看呀，你怎么不穿军装回来呢？ ”我爸妈也对我没有着军装到我姥爷姥娘的墓上吊唁而责怪我。在他们眼里，再高级的名牌便装，也敌不过军装炫目。
事情还算顺利。在故乡呆了三天，我便告别乡亲和舅舅姨姨等亲戚，飞回了北京。
三个月之后，我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就准备利用休假这段时间去找寻万星和王小海。我的第一站就是直飞成都找万星。
第十八章
我离开成都奔西藏去的这一天，一大早又是细雨霏霏。这样的天气很容易使我想起江南水乡的那些湿漉漉的雨巷。
这些年没少去南方水乡，每去一回，都遇雨。撑着一把伞，独自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寻常巷陌，傍水人家，享受被雨丝荡涤得纤尘不染的心境，这种情调只有在南方才寻得到。
这一个要离开的雨天，我的心境却纯净不了。万星的案子不知道会怎么判，想到这个，我便黯然神伤。阴雨天更给我这种心情蒙上了浓重的黑暗，加重了压抑感。
在小雨淅沥沥的站台上，我以道别为由给万星的女律师林佰草打了电话，实际上再次请她同我随时保持着联系，一有万星的情况就尽快通知我。林佰草爽快地应着，并祝我一路平安。
列车在小雨中悠悠出站。我乘坐的这一软卧包厢里，除了我，那三名分明是同路人，两男一女。我睡一张下铺，上铺那个男青年正坐在我的铺上，矮矮胖胖的，满脸横肉，真让人怀疑他是不良青年。这年头，有钱，什么人都敢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