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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离回城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和九九玩玩。这最后的两天时间，为了让自己惬意着那份与他们相处的快乐，我索性吃住在他们家。我们最后疯狂了两天两夜。
上午，太阳出来时，九九照例把正信抱到躺椅上享受日光。而这两个上午，我们全都围绕他身边玩儿。又一次死里求生，康复后的正信乐观了许多，喜欢说也喜欢唱。
我们便开起荷池边的音乐会。郭姥爷也高兴地拿出二胡、京胡，给我们伴奏呢。郭姥爷拉京胡，正信唱诸葛亮的《空城计》。郭姥爷拉得真棒，正信摇头晃脑，京戏唱得字正腔圆，我和九九崇拜得不行。
九九拿出一篮子红枣，说谁唱得好，就奖励一把枣子。他们的京戏一唱完，九九就奖了他们每人一大把枣子。郭姥爷就眯着眼睛吃枣子，正信没有手拿那些枣子，九九就拿出一个小竹盘，给他盛那些枣子，并一个一个地喂到他嘴里去吃。
我也开唱。郭姥爷给我二胡伴奏。我唱志愿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祖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
我唱志愿军歌，正信也跟着激动。当年，他就是唱着这首歌踏上保家卫国的战斗征程！ 他一定想起了十几年前那“燃情岁月”，也雄壮地唱起来，满脸的疤瘌都由于兴奋而绽放。九九也会唱志愿军歌，并起身踏步。我俩就排了队，满院子踏步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来，我们索性一个拿了二胡，一个拿了京胡，扛在肩上当枪杆，连唱带扭的搞得满身臭汗。
郭女老爷奖励我们两大捧枣子。
当年，我们怎么就没想到献花呢？ 现如今开歌唱会，每一位歌手闪亮登场时，粉丝们就献上一捧鲜花。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献花，那么两个上午的歌唱会下来，那满地的荷花肯定就得被揪光了。
中午大吃大喝以后，郭姥爷和正信睡午觉，我和九九坐在书房的炕上玩扑克牌。我们都不认识牌的大小，只认司令，都不按常规出牌，高兴出什么就出什么，谁赢谁输都由我说了算，九九也不争，也不吵。
至今我仍然不会玩扑克牌，偶然被同志们拉上牌桌凑个数，我能把对家活活气死，把对手乐翻天。我虽然已经认大小牌了，但不知道几张主牌，懒得算，从不按常规出牌，全然不会算别人手里有什么牌，会出什么牌，只管闭着眼甩自己的。外人气死了也不好骂我，在家过年时，老公、女儿加我就仨人玩，每次都被他俩质疑：“瞎打几十年还没学会，乱出牌，弱智啊？ ”我心想，归根结底，可能就是从小跟着九九这位启蒙老师，学玩扑克牌留下的后遗症。对于我的不按常规出牌，我经常诩为：不按常规，才能出奇制胜。
玩扑克玩累了，我和九九便往大炕上一倒，伴着炒藕片小米粥的香嗝声，和衣而卧，渐渐入梦。门窗大敞，院中荷香混合着远山近水的味道缓缓飘入，沁凉习习，梦里梦外一片超然寂静……
有一个午后，我和九九跑到山上去玩。在静寂的大山中，我们跑到哪儿，就打破哪儿的宁静。那个时刻，阳光开始向四周群山播撒热量，突兀的秀美山峦叠叠嶂嶂，众鸟啼鸣，彩蝶扑扑飞舞，小虫蹲踞在草尖，打着瞌睡，翠鸟在婆娑的树影间穿行，松树上松鼠丢下手里的松子惊恐逃遁，草浪在腿间摩擦，会有大个儿的蚂蚱蹦上脚背……
所有的感动都在眼前。我们开始追蝴蝶、追松鼠，捉蚂蚱、捉野兔。那个下午，凭着我的智力，九九的体力，我们逮了二十多只蝴蝶，五十多只蚂蚱，收获颇丰。
我们一直玩到日头西垂。与混响的天籁相伴，我们攀上一个不太高的山冈，席地而坐，用毛狗草细长的草茎把那些肥胖的大蚂蚱一个个串起来，准备提回去油炸了吃。
落日如宏大的交响，渐入高潮，然后又倏地被一种无形的力击碎，搅和着黛青的山色与团团浮云，熏染得彻头彻尾一片紫红。山冈上空的气氛渐入高远、玄秘、幽深。
我绝对想不到，那个给我们黄昏美丽心境的山冈，十几年以后，埋葬了九九的骨灰，从此成为一个小小的坟地，呜咽着一首忧郁伤感怀旧的老歌。
那时的我，正经读过几本马列主义书籍，条件合适了，就抒发革命豪情。那个黄昏，我站在高岗上，在山脉雄峻壮美的气势中展开遐想的翅膀，飞越高山，飞越大海，飞向全球，解放全人类的豪情壮志！ 山溪淙淙，银瀑高挂，树阴遮天蔽云，野花野草如硕大的花色地毯。我们就这样在草丛间踏过，扰碎了夕阳暖暖光影。
第二天早晨，我背了自己的书包，又提上姥娘给装满好吃的一个小提包，准备去公路上坐公共汽车回城里。九九早早跑来，她要送我上车。这样，姥爷就带领社员们去修梯田，搞大会战去了。
九九替我拎着提包，我们要行三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公路。我们在山路上边走边玩，走走停停，难分难舍。九九虽是二十八岁的少妇，可她永远都像长不大的小女孩，跟她在一起，除了觉得她的责任感是大人的，其它各方面都是童心纯真，完全像是我的亲密小伙伴儿。
山路上石头太多，我穿着我的红色小皮凉鞋，特硬特亮的牛皮，没走多远就硌得我双脚痛疼。九九发觉了，二话不说，蹲下她高大的身子．一下子把我背在了背上，任我怎么挣扎却不放我下来。我趴在她背上，嗅到从她衣领处洋溢而出的淡淡皂香。九九最爱干净，从北京回到老家十几年了，还是那么爱清洁，不能忍受一点异味。像正信这样的重残者，大小便完全不能自控，而九九给他收拾得干干净净，身上、被褥上、房间里都没有半点异味，而总是处处飘着皂香。这十几年，春夏秋冬，九九的一双白白嫩嫩的手，都快被肥皂、香皂水泡成凤爪啦！九九背着我，低头默默走着，特别爱讲话的她，这段路上一言不发。她也知道心里难受呢！ 在她十几年的生活中，据我所知，她没有一个亲密接触的玩伴儿，也没有一个看得起她，并且愿意和她一起相处的朋友。
我实存不愿走，但不走不行，要开学了。我们站在公路边了。过来一辆客车，几乎空着。我看了眼九九，她低着头，用脚在地上画着。
我没有招手。我说，你回去吧，九九。她扭扭身子，孩子样的撅着嘴。
一小时后又来了一辆车。这回不走不行了。一天就上午这两趟车。
我迎着车举起了手。客车停在我们身边，“哗啦‘’门打开。我爬上车，没有立刻去找座位，还是站在车门那儿。我要多看九九几眼。
车门“哐当”合上，车子徐徐开动。这时，九九控制不了她的情绪，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放长声地嚎哭起来，双手拍打着地，蹬着脚，呼天抢地，又像小孩子又像村妇哭街，哭得昏天黑地。我站在车里，听着她那高亢的、撕心裂肺的大哭，担心她怎么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我也哭起来，哀求司机停车快停车。
司机理都不理我，来了句：“精神病吧，够邪乎的。”他大概从右反光镜里看到了九九。
汽车在大桥前边拐过一个陡急的弯，九九坐在那里痛哭的镜头卡住了，换成了“哗哗”向后倒去的山槐树。
我抹着眼泪在心里说，九九，下次放假，我一分钟也不耽搁地赶回来。要是能放上几年假就好了，就不用这么快和她分开……
两年之后，我所想象的这么一个“长假”，两三年的时间呀，居然真的到来了。
两年之后．是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二岁的我，还不懂什么是“讲话”、“文件”，只是看到人们做着各种各样我以前没看到的怪事，贴大字报，一拨人拉着另一拨人游街示众，人们从这个批斗会场跑到那个批斗会场，有看热闹的，有冲锋陷阵的……
开始我们学校还上课，课间人们忙着去看大字报，关心谁被揪出来了，谁是坏蛋之类的信息。而我挺另类。我看大字报从不关心谁写谁的，谁有几条罪状，我只欣赏那上面的革命词句。我们学校正经有几位很好的语文老师，大字报写得也挺文化，挺敢往上捅词儿，诗词语录用得都很漂亮。那时，只要一有新的大字报出来，我便拎了笔记本去抄“优美词句”，整整抄满了厚厚的一本笔记本。
所以日后我参军到部队后，满腹“革命词汇”的我，最不发愁开会发言、写决心书、写批林批孔寒章之类的事情。有一回代战友写决心书，一晚上泡制二十份，那是绝对不重样的。别看俺人小，革命词汇丰富，连处长也高看我的这一才能：“小鬼，批林批孔会上，代表我们处发个言吧。”局长有时也提溜我：“丫头，我给黑板报投篇稿，你来看看，给润润色。”好办，润润色，不就是往上捅词儿嘛，咱这儿有一大厚本子呢！ 学校里先是在墙上战斗，所有墙上的大字报都一层摞一层，层出不穷。后来就变成大会批斗了。那个戴着厚厚近视镜的辛校长首先被推上了批斗台。批斗会闹哄哄，拳打脚踢，大呼口号，吓得我不敢看，溜出学校往家跑。谁知这位平日笑嘻嘻很乐观的辛校长那么不经折腾，只一场批斗会下来，他便在关他的储藏室里割腕自杀了。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个全校上下吵吵嚷嚷的秋日下午，几个高中男生用一条灰色的旧毛毯裹着辛校长的尸体往外抬。同学们都跟着看，我夹在人群中，当他们抬着尸体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看到那灰色毛毯上的暗红色血迹，辛校长那只露在外面的手腕，上面一道深深的口子，口子上是干结了的发黑的血。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我想起了他笑嘻嘻的样子。
他们抬着他的尸体，走到学校操场最南边的跳高跳远的沙坑，用铁锹扒了个坑，便连毯子带人埋了进去。
我发疯一般地跑回家，坐在床上发呆。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