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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至株洲的车只在绍阳过路，这两年轻人也在绍阳下车，这样我就特别害怕，因为驾驶员和表哥很熟，我就悄悄地问驾驶员一会我怎么下车，他们问我住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住堂哥家里，堂哥家里离广场不远，于是他们说在广场停，让我在广场下车。
车到绍阳是半夜二点，驾驶员停车让我下去，可是那两年轻人不让停车，他们强行把车叫到一个围墙里停下来，然后让乘客一个个的下去，一个人拿着刀在车门边一个一个的放人下去，另一个人在下面搜身。这时我问驾驶员们，既然是丢了东西为什么不把车开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让公安帮着破案不好吗？驾驶员们摇头。车上大多数都是去株洲进服装的，有铜仁地区很多县的商人，也有怀化地区的，这些人一看到这样就用塑料袋把钱包上一包一包的用脚往前面驾驶台前踢，然后自己走了下去。有一个老头说自己的钱是借来买猪崽的不让搜身，被两年轻人打，这么多人除老人外没人反抗，不吵不闹，大家都静静的等待着过关，夜深人静只听到打老人时的卟吃卟吃的声音和老人的哀求声。我感到恐怖，心怦怦的跳。
在绍阳又没有别的乘客下车，我一人下车怎么办？半夜三更的，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又没有办法通知绍阳的家族。这时候几个驾驶员小声的商量，然后有个驾驶员悄悄的溜了出去，一会回来叫我，说让我悄悄的从驾驶台前门下去，说外面有人接我，两个搜身的年轻人紧张的注意下车的人们，没注意车上的动静，他们对车上的人很放心。
客车挡着了两年轻人的视线，我被两位驾驶员悄悄的从围墙上推了出去，外面有两个穿警服的人接我，我便跟着两警察一起快速的离开了。刚离开一会，全城就停电了，本想请警察送我上堂哥家的，可是一停电我就找不到地方了，我又不记得门牌号。警察就把我送到一个离广场最近的旅社。
在途中我问警察为什么不直接出来干涉？原来这两警察是各个工厂抽出来管治安的，他们告诉我，“你不知道，现在这样都算好的了，十一刚枪毙了三十多个，要不更乱，就绍阳被挑掉脚筋的人就有五六百人。”他们说虽然他们穿了这身衣服，可是他们不敢公开的得罪这些人，因为他们有妻儿老小。原来我老听说绍阳乱，这一次可是亲身领教了。
我感觉怕，便问两警察，我说那两年轻人要是找来了怎么办？他们回答让我安心睡，他们这一晚上都在这条街上执勤，听到动静他们会来管的。旅社服务员让我交押金，可我没有零钱放在外面，旅社点的是蜡烛，我事先不知道要住旅社，又不想当着服务员的面摸钱，我就把放外面的身份证押上了。为了安全我要了个单间。四点过钟，下面传来了打门的声音，声音急促，很响，一点没有间隙，我听到服务员不停的答应来了来了，别把门打烂了，一会就听到很凶的问，二三点钟时有个女人背个牛仔包住这里没有，我听到服务员颤抖的回答，接着就听到急促的跑步声，接着很乱的吵闹声。我吓得全身发抖，心想完了。我起来，也打着颤的摸出一把六寸多长防身用的刀，放在枕头下，心想就是死也要反抗一下，把桌子拉来顶着门又爬上床去，愚蠢的把头用被子蒙上，一会再打开听听，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再把头蒙上，直到听到窗下有行人和说话声，打开被子一看，天大亮了。起来拿了身份证什么也不问飞跑的离开旅社，原来旅社外面是个市场，离远房堂哥辉家不远。
在绍阳我不住旅社，也不住玻璃厂的堂哥苗家，我住辉家，辉是我儿时玩得最好的朋友，他只要回乡下就常常跟我一起去出工，在《苦涩的回忆》里我还写过和他对山歌。辉那时也结婚并生了两个女儿，可是辉在的企业破产了，发不出工资了，嫂子虽然能干，但没有正式的工作。在绍阳的兄弟姐妹中，辉应该是最穷的了，但是我还是愿意住他家，和辉在一起还是有说不完的话。
我告诉辉昨晚发生的事，他也吓一跳。我说我今天不敢出门，我怕碰到那两个人，他们认识我，辉这时张着嘴大笑，说我是吓傻了，然后他就去叫来了另外两个远房堂弟，他们一起陪我上玻璃厂，一路上我和他们说我被吓的事，他们说有他们在谁也不敢动我，我说要是我没遇到两个执勤的人早被那两歹徒动都动了，他们大笑。笑后他们告诉我一些绍阳抢劫、杀人的事，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到了玻璃厂，苗哥告诉我一定要有对方单位的公章，因为当时玻璃很紧俏，都是有计划的，虽然答应给我的属于照顾关系，但是也要有企业公章，我说要是用对方单位的章我怎么赚钱？差价怎么拿？他说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又返回了贵阳找科长，我想把差价部分由税务局开发票，可科长说不行，他说他有办法。
第二天他领着我去了他说的那皮包工司，他一去，公司里的经理和办事员个个像当年见到毛主度一样，恭敬得不得了，要请吃饭，科长问我吃不，我说不吃要回大哥家，他说我不吃他也不吃。他就直接奔主题，把我弄玻璃的事说了，他说后就让我们双方自己协商，对方当时的会计就提出了条件，其实对方的主权好像在会计手里，后来听说办公司是老头会计的钱，其它的人都没钱。会计问我怎么给他管理费，我说条件让他提，我考虑，会计就说平半分，我说那你就得投一半资，会计想想说行，各一半，但是他们要派人和我一起去提货，我说可以，但是要剔除我几次来去的出差费，他们也答应了。我们双方就签了个合同，但是没有经过什么公证。
接着我就和他们公司的一个办事员上了绍阳，办事员比我大10来岁，看上去一表人才。在动身的大清早，我从贵阳的小十字和大十字的路段中间路过，路上行人不太多，遇着几个年轻人卖衣服，我从旁边过，他们丢一件衣服放我身上，我没反应过来，怕衣服掉地上就顺手接着丢了过去，因为我要赶火车，没想到两个年轻人就让我把衣服买了，我感觉莫明其妙，我说我不买衣服，他们马上露出凶像，说不买不行，我知道遇到坏人了，因为他们看我大清早背个旅行包又穿得朴实，以为我是外地人，我就对他们说，一我没钱，二我不是外地人，你们想诈骗还是找别个，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今天不买不行，我们就吵了起来。慢慢的过路的人也多起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说话，他们的同伙还在对着一些看上去像外地人的身上丢衣服。
这样明目张胆的强卖，却没人报案，因为那时报案得人亲自出马，不像现在可以打110。我和他们吵起来他们也有些怕，其中就有一个人出来说好话，对我软硬兼施，一个女的对我说，大姐，这衣服也不错，大清早的你给我们开个张，我们感谢你，我说我没钱，她就说你把钱包拿出来有多少给多少，没有我们不怪你。没人帮我，我又要赶火车，我没有时间和他们扯下去，心里也有些害怕。想想钱包里没多少钱。常常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在外面跑，看多了，胆小了，我出门时总会把钱分几个地方放，钱包里一般只放在车上吃东西的零钱。我只好把钱包拿出来，他们在钱包里面找了不上20元钱，小声的骂了一句穷鬼，把一件塑料衣服丢给我就放我走了。我当时就把塑料衣服丢了，但是心里犯嘀咕，这预兆实在不好，不是已经买好了车票，我真不想做这生意了，几次出门没一次顺的。
车票是他们公司代买的，全是硬座，车上又挤，我和那办事员并坐一起，座位旁边站着很多人，脚都不能移，我看到一些抱孩子的女人总不忍心，时不时的要让她们坐会。
办事员看上去人虽然不错，可是我在心里瞧不起他，因为我一直蔑视皮包公司，在我心里这样的公司大多是乌合之众，多是坑蒙拐骗为本。所以无聊的旅途我们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话题可聊，而他呢也同样瞧不起我，在他眼里我就一个爱钱的没思想的普通女人。
到了绍阳，这办事员住进了东风饭店，那时候这饭店在绍阳还算是可以的了，20元一天的消费。而我又住进了辉家，我们距离很远，要去办事都是我去找他。我和他一起到了玻璃厂，找到了苗哥办好了手续，货算拿到了，可是车皮批不下来，得等，又不知道等几天，这一住就十多天过去了，那天我和办事员一起去问车皮，回来的路上他问能不能陪他去一趟书店，他说他一人不太敢乱跑，我说行，我就带着他上书店了。在书店我俩同时伸手去拿斯马达克斯这本书，他突然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也看外国名著？我问他我看书让你吃惊？他说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挣钱，虽然到绍阳后我发现你其实很会打扮很会穿，可是我一直把你看成个只会挣钱的生意女人。我笑了一下问他，挣钱不好吗？那你出来为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他提出上辉家去看看，看我住在哪里，我就带他到了辉家，还请他在辉家吃了饭。这天我们开始聊天，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坐了牢才没有工作的，我问他为什么坐牢？他告诉我是因为写了一本叫“黑玫瑰”的禁书才坐牢的，他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书，但是在我心里，对他的蔑视变成了敬重，我虽然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可在我心里一直把读书看成是最高尚的，我敬重知识远过于敬重钱。从这天起他在我眼里是个高尚的人了。在绍阳的最后几天里他天天来辉家，我也常常在吃饭后送他回旅社。
辉的爱人是个泥水工，在女人里泥水匠并不多，可是她的技术远比很多的男士强，听说她建很高的大楼能站角。我为爸爸落实政策时做过小工，我见过一些技术好的建筑工人，用一根钱吊起的锥形的铁，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站在很高的楼层的角上问下面的人，直了没有？那样子真是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