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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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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七零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他妈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勉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谷》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以前的事》 相逢何必曾相识黄土地情歌(2)

    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正如《毛选》中云:“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管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    
    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一切逆流就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骚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    
    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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