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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近几年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书话，编成这本《余时书话》。“余时”
是我的笔名，取业余时间写作之意。书名不新潮，没有探案，没有武打，也
没有脂粉，估计不能叫座，真为难了好心的出版家。
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
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
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
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
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
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
心忘情。一位琉璃厂贩书的里手来寒舍串门儿，瞅着我的藏书，给了我一句
恰如其分的评语：“就您费的这点工夫，没得说了。”这是经验之谈，我找
到了访书的知音。
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承家人
的忍让，我有愧了。其间亦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
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亏你说得出口，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
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找谁去！”我找谁去呢？
我着实有点寂寞了。
现在，《余时书话》是编好了，“小引”亦可收笔矣，可是我又为此书
的销路担心起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出书，不是存心坑人家出版社吗？
我怀着虔诚的心向正直的出版家们致意，你们印书已近于行善了。真难
啊。。
作者
1990 年年底
余时书话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
肆。1912 年5 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
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
1916 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
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
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秋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
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
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
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卖旧书的，俗称“背包袱”
的。如1912 年10 月21 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
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1913 年1 月4 日鲁迅
日记又写道：“晚留黎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
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
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
和所爱，当然也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
类的书，或者寻找一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
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1913
年9 月19 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
书铺的掌柜姓刘。1916 年6 月22 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
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驎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
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
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
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
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
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
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
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
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
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
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卖书也要靠一
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
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
1913 年2 月9 日鲁迅日记（见图1）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
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
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
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
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是持有好感的。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
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1921
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
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
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
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
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
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
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
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
采吗？
《中国小说史略》一版本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初的两个版本都是北京大学的线装本，
1920 年左右出版。头一个版本是油印的，是用毛笔蘸了药水写在蜡纸上付印
的，所以也可以称为写印本，书名《小说史大略》。毛边纸印，十六开本，
有周树人的署名，篇目只有十七篇，每页两面，由于是手写的，每页行数、
每行字数都不等。另一版本则是用四号铅字排印的，书名仍沿其旧，篇目增
至二十六篇，正文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字数三十三字，两面为一页，共一百
七十二页，用的是竹纸，四周有边线框，二十四开本。这两个线装的本子一
般又被称为“讲义本”，当时在学校里流传多，在社会上流传少。到了1923、
1924 年北大新潮社发行了平装本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篇目已增加
到二十八篇，全书基本定型，正式走向了社会。此后又合订成一本由北新书
局出版，中间印行多次，并续有修订。
去年偶然到旧书店走走，突然获见一无作者署名的线装本《中国小说史》
（见图2），看看篇目确定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为北京女子师
范学院的印本。比起北大的《小说史大略》的开本要大，既宽又长。真是书
海无涯，我一向以为鲁迅先生的这本书只有两个线装本的概念，现在是打破
了。因而想到为什么一些弄版本的过来人常说，一旦涉足此道，便会无尽无
休，以至再也拔不出腿来。
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印的《中国小说史》，是我们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中
国小说史略》第三个线装本。版心上部印有书名，中间印有“国三”二字并
页码。“国三”当指国文系三年级的意思。版心下部印有北京女子师范学院
的名称。正文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四十字，四周也有边线框，竹纸单面印，
共一百四十二页。无作者署名。此本与北大的铅印线装本比较，每面多一行，
每行多七个字，篇目多两篇。我还不及查清它所据的究竟是新潮本还是北新
本。无疑的，这可以算作翻印的一种讲义本。
若要考察它的出版年月倒有一个线索，即本书后面附有《中国小说史参
考》十二页，收了俞平伯先生的一篇论文《谈中国小说》。版面与格式与正
文相同，证明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这是俞先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俞
文在收入讲义时后面还有“附言”，从那口气看，似乎即出自俞先生之手。
“附言”是这样写的——
按此篇初刊于《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后收入《杂拌儿第二集》，其第二
分另写，所列表格亦全不相同，第四分则完全略去，盖有所避忌也。至于全篇字句之间亦
稍变易，各有繁减，可以参互观之。
十九卷二号的《小说月报》是1928 年2 月出版的，被俞先生误记为《杂
拌儿第二集》的《杂拌儿之二》是1933 年2 月出版的。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北
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印本可能是在1933 年2 月以后印行的。然而，也可能是在
1930 年9 月后印行的。因为收在《杂拌儿之二》的《谈中国小说》，文后还
有作者的编就附记，说明删去第四分（即《个人的悬谈与妄测》）的原因：
“中间有许多‘老鸹嘴’，自然触恼了当代的小说大家，现在遵命谨删。”
说这话的时间是在1930 年9 月，因此也有可能是俞先生在编就《杂拌儿之二》
之后，书尚未正式出版时，他就恢复了《小说月报》未删的原文，附在了鲁
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俞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