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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一般来讲，作为成熟大国的做法都是这样，凡是背着其他国家去做的事，最后都要回过头来同这些国家协调关系，一定会派出特使什么的，去讲解我这么做是怎么回事，使用特使去协调处理国际关系，这是大国外交的通常做法。它好在可使你有回旋余地，可以游刃有余。咱们国家这种举动比较少，为什么？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屑于理睬别国的经验，做现代大国的经验。只是因为我们还没学会也不习惯这么做。所幸的是，从派出中国自己的中东特使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在已开始有这种意识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一个大国，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看地区，一个小国，是站在地区的立场看世界。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
王湘穗：有没有大国心态处事大不相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开放，因此躲过一劫，这个判断没有问题。
王建：人民币不贬值。
王湘穗：但发生危机后要举一反三，防止危机重演，不能记吃不记打。日本想了个办法是设立亚洲基金。
王建：没有搞成基金，搞成货币互换协议。
王湘穗：对。日本一提出美国就反对。我认为从经济角度讲，日本的视野比较开阔，它马上知道要从体制设置上解决这个问题。
王建：站在世界的顶点看世界，不但可以看到山这边的东西，还能看到山那边的东西，美国有什么战略企图，你不从世界角度看，你不会想到，它通过倒萨打欧元。
王湘穗：我们跟美国、欧洲和日本，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什么共同利益，有什么矛盾，这些利益和矛盾是什么性质的、有多大的关联度，都需要放在大的币缘战略格局下进行审视。得出符合新战国时代的结论，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和基本竞争方式。我们判断“天下三分”，这个“三”，可以说是实指，就是美、欧、亚；也可理解为虚指，中国文化中“三”就是多，“三生万物”，预示未来的多极化前景。问题的关键是，要当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就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王湘穗：扩张有的是主观故意，有的时候是客观效果，按现行的话语系统来讲，我们跟东盟之间就在争夺出口市场。虽然你不是有意这么做，也没有一兵一卒派出去，可人家还是觉得你在挤占它的生存空间。
王建：我的贸易停止增长，你的贸易增长30％，外资都被你拿走了，就对你有看法。
王湘穗：扩张不扩张，不在于你自我判断，而在于对方判断。现在不是要在口头上洗刷自己，而是要抓紧与东盟的产业结构形成级差，用大马拉小车，把东南亚也带上去。现在不是已经形成了“人民币地带”吗？在中国香港有400亿、其他国家和地区差不多300亿，总规模也不小了。你的经济如果成为它发展的拉力，人家就怕你不来了。
王建：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5000美元，整个15亿人口，75万亿美元，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物质生产可能占到6成的时候，你说资源够吗？差得太远了，怎么办？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成长到发达国家，过上富裕生活，中国只能贫穷，行吗？我们现在因为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我们可以提供全球最便宜的劳动成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发展制造业。但是，一旦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差不多了，城市化差不多了，会碰到新的坎儿，不是劳动力制约，资本制约，是资源制约。
王湘穗：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遭受列强凌辱，咱们是食草动物，可有一天植物少了，你就得变成杂食动物，变成大熊猫了；生存环境在变，你的食性也要跟着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下回就是变熊，我们的胃变成食肉动物的胃，这是生存进化。以前中国需要不了多少石油，也不需要多大市场，现在呢，资源和市场都少不了，也小不了，你还说自己是食草动物，没有人会相信。
王建：再过10年，我估计中国的资源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算哪一笔账都算不下来。
乔良：所以现在就必须与其他国家拉开级差，让你在生物链上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
王湘穗：对中国来说，一个基本稳定、有序的全球秩序，可以保证中国目前在世界生存序列上的地位，但还不能允许中国地位继续上升，保持一个“稳定又提供上升空间”的秩序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所以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必须站到国际经济秩序上一个合理的等级台阶上，别老是甘心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呆着，要向上走，逐渐走向食物链的高端，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让发展中的国家难受。中国向上走，美国不怕，它在顶端；也不要让日本害怕，所以需要与之整合。真正担心中国的是第二、第三等级上的国家，它们有两种办法，一是与中国竞争，一是也向上走，到食物链的顶端去，现在就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应该鼓励它们给中国让出上升空间。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发展战略，更要讲究发展策略，千万别把战略和策略混同了。
王建：战略是目标，策略是态度。
王湘穗：台湾问题是中美棋局上的“劫材”，我们也要找“劫材”。世界是个大棋局，彼此间就是个博弈关系，不见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你争我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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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自己的战略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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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币缘角度看中美关系与从地缘角度不同，中美在币缘上目前没有结构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欧之间，或者是东亚和欧洲之间有结构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资源供应地。不能因为讨厌美国霸权，而忽视我们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欧洲主导的经济秩序未必比美国主导的秩序对中国更有利。从利益角度判断，我们更要警惕欧洲的霸权。
王湘穗：现在看，美欧两方都拉中国，法国总理冒着“非典”到中国来，中国给他还以30架空客的订单。美国方面也马上打电话来。现在是抢中国。但美国把我们当长远敌人，有美国公开和未公开的文件为证。说我们长远敌人不是美国，这是亲美派的观点。从币缘角度看中美关系与从地缘角度不同，中美在币缘上目前没有结构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欧之间，或者是东亚和欧洲之间有结构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资源供应地。币缘视角是个新视角，也是个大视角，我们今后的战略观察应主要从这个视角出发。
乔良：美国产业结构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一样，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欧洲相似。
王建：欧盟一旦进入到整合俄罗斯，整合东欧国家，会越发和中国的利益矛盾明显起来。
王湘穗：东亚和欧洲，几乎靠一个共同的资源区，因此在结构上我们有矛盾。这次中石油收购北里海油田股份失败，主要原因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司用优先购买权去阻止中国公司的进入，这看起来是纯经济行为，但有战略象征意义，欧亚今后争夺资源的冲突以后不会少。在这点上美国与我们倒不会有大冲突。
王建：但也要防止美国利用东亚和欧洲的矛盾。
乔良：中国可以帮日本什么？
王建：解决金融坏账的问题，条件是把技术和投资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投资是钱，后边是机器设备和技术。
同时，中国应该考虑降低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是让美国人占有我们的资源，首先跟美国逐步建立贸易平衡。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判断，即美元崩溃的结果是什么？亚洲金融风暴我们都看得到，就是货币贬值，如果美元贬值，你用欧元折算中国GDP，咱们是多少了？美国是多少了？跟日本一样，它用美元计算是缩水，用本币算没有。如果美元贬了20％，就是用欧元计算的美国的GDP缩水了20％，而欧洲GDP升了20％，意味着欧洲的经济比美国大出40％，如果这样，等于欧洲这边是14万亿欧元，美国那边变成8万亿了，你想想，这个对比美国受得了受不了。
乔良：人民币跟美元的间接联系汇率，一样贬。
王建：咱们变成一揽子的货币，不能跟着美元走。
王湘穗：一季度我们出现外贸逆差，主动扩大了购买，一个是购买汽车零配件，一个买石油，买的对不对，这属于策略，减少逆差是战略性调整，我们应该进行这种战略性调整。另外，如果中国与日本经济整合，美国可能就会开始收拾中国。
王建：美国肯定收拾你，你还要把日本也拉进来，搞东亚元，东亚经济区，就是第二个欧盟，而且这一端所抗衡的不但是美国，还有欧盟，那就是三国鼎立时代，东亚这个力量级，在美欧因为战争冲突削弱才能迅速起来，或者是美国爆发金融风暴，引发美、日、欧的全球金融风暴后，会迅速起来。没有这个前景，你要搞东亚经济区和东亚元，美欧都会压你，日本也不进来。
王湘穗：如果仅仅把外汇储备减低，暂时不搞东亚元，美国会不会收拾我们？
王建：降低外汇储备美国倒未必整你，只要你不把美元储备转成欧元。
乔良：你降低的那些部分拿来干什么？
王建：买东西，就进口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些产品，这个事必须和东亚经济区的整合同步。东亚经济区是以中国市场为核心来整合的，中国的市场必须扩大，我们改革以来的前20年，走的出口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收入增长的路子，再往后20年应该倒过来，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出口增长，这么个路子，从贸易看，那就是逆差。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过程，因为你收入不提高，哪儿来的购买力，收入提高，形成购买力，增加了进口，就带动东亚地区的整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国内购买力的上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