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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战洪：是河南的造纸厂，河南的生活污水都排放到河里。
子墨：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是上游污染造成的呢？
翟战洪：造纸厂一放水，河里就漂白沫，不放水就好一点。如果有一个月不放，河里的鱼苗都能起来了。现在河里啥都没有，三光，鱼没得，虾没得，往日的青蛙也没得。根据襄樊市襄阳区环保局的水质监测，白河水长期处于劣五类水，完全丧失使用功能。而翟湾村的浅层地下水锰含量超标，含有铬、苯、甲苯等致癌物质。据了解，2004年以来，白河上游政府连续关停了几十家不达标的污染企业，2005年下半年国家环保总局派出官员调查，上游一些小造纸厂处于关停状态。子墨：2005年下半年，上游地区的小造纸厂关闭了许多，河水变清了吗？
翟战洪：他们并没有关闭，只是比原先要稍微强一点。原先河水是黑臭，现在白天水看着还行，一到晚上他们又开始排污了，水里全是白沫。
子墨：明明说上游已经关闭了32家不符合标准的小造纸厂，为什么你们还能看到排污呢？
翟战洪：我们在河边住，天天看得到。
子墨：那应该怎么去解释上游地区的政府对媒体说很多工厂都已经关闭了呢？
翟战洪：我不晓得，我只是个老百姓。
记者：您怎么知道他们是晚上排污呢？
船工：我经常在船上呆着，最清楚这回事。主要是河南造纸厂放的污水，晚上大概10点钟就开始放，里头漂的东西白花花的，水一看就是黑的。整个水面臭烘烘的，熏人，我一闻见这个水味，脑子就疼得不得了，最近我准备到襄樊照个脑CT看看。这个船老大每天20个小时在河面上呆着，整日在河上来来回回，一天天目睹着白河的变化，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忧心忡忡。他说，你要是看见水里的黑疙瘩，就会恶心得要吐。从船上仔细看水面，能看见酱油色的河水里密布着白色的纸浆，船老大拉船的钢丝绳上也悬挂着絮状的纸浆。上游的造纸厂生产出来的是卫生纸。
这些年，为了喝到没有污染的水，村民们多次向当地政府、上游政府、媒体以及环保组织呼吁。面对上游屡关不停的小造纸厂，翟湾村所在的襄阳区地方政府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花了117万在翟湾村打了一口120米的深水井，解决村民饮水的燃眉之急。子墨：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一口井呢？
水利局长：我们在实地勘测中发现翟湾村的地表在十几米深的地方就有水层，但是那层土质也已经受到污染。由于长期遭受白河水的污染，土质变黑了，那一层的水中含有一些致癌物质。
子墨：将来整个水厂和深水井的维持需要费用吗？
水利局长：需要费用。水厂目前设计是日供水255吨，扩建以后能扩大到日供水1000吨，可以辐射到周边村组，生产成本也能降下来。根据预算，每立方水一般在九毛钱左右，不超过一块钱。
子墨点评： 虽然我们看到了用“深圳速度”建成的深水井已经解决了翟湾村的燃眉之急，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条被污染的白河还会流经多少个村庄，而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多少条像白河一样被污染的河流，还有多少像翟湾村一样被污水侵袭的村庄？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自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出现了污染事件之后，中国一共出现了140多起水污染事件，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三天就会出现一起。而此外，根据新华社《望周刊》的报道，在中国大约有4亿的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而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中国占了16个。可以说，曾经让西方工业化国家十分困扰的环境污染问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成为了中国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我想，面对大自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卑微。环境受到污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勇敢地承担责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该真正地转变观念，不仅仅把环境保护当做一句口号，而是变成一种深刻的记忆，从自己身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保护日益恶化的环境。
淮河边上的村庄
在河南省沈丘县新华街上，有两间不到30平方米的临街商铺，一间用做电脑维修店，另一间则是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总部。这个总部的负责人是霍岱珊。54岁的霍岱珊原是《周口日报》摄影记者。十多来年，他致力于淮河污染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向公众揭示淮河10年治污不成的真相和癌症村的生态灾难。2002年，正是在他所居住的沈丘县城周围，他首先发现了因为水污染导致的“癌症村”。子墨：您最初是怎么开始关注淮河污染问题的？
霍岱珊：我曾经到一个地方拍摄当地群众饮水情况。当地村民吃的是轧井水，是从8米左右、10米左右的地下轧上来的。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村民围观，看热闹。我问他们，水污染这么严重，你们离河又这么近，怎么受得了？这时有几个中年妇女没说话就开始哭起来，然后转身走了，擦着眼泪，一路小跑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说错了哪句话得罪人了。陪同我的人说，你不了解情况，她们的亲人，有些是她们的丈夫，都是因为饮水问题得癌症去世的。
沈丘县位于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颖河的源头，一度被认为是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沈丘县孙营村是一个有大约2000口人的村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里陆续发现得癌症的人家。和霍岱珊熟识的村民吴月荣指着一处长草的荒地说：“这里以前是堂屋，结果爹死了娘也死了，堂屋扒了，剩下一个孩子，20岁时也死了，才死不到一年。这一家人，不到三年死了三个。”
吴月荣的左邻右舍中，最近被诊断出患癌症的邻居叫王养贤，80岁，2007年5月被诊断为肠道癌晚期。老人躺在床上，体重只剩下六七十斤，瘦得皮包骨头，胸前的肋骨条条可见。他神志虽然清醒，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王养贤在病倒之前一直靠撑船为生，喝的用的都是淮河水。家里人说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硬朗，可是就在最近几年，和他一起撑船的几个老人都因为癌症相继去世了。记者：老爷子得病之前身体怎么样？
孙月芬（媳妇）：身体好啊。今年春天，刚得病那会儿，大坝子碍事，他还去帮忙扒砖头呢。
记者：什么时候确定得病了？
孙月芬：五一才确定是癌。
记者：医生说了怎么治吗？
孙月芬：医生给他开了些药，为了让他不疼。他已经不能吃饭了，没有办法治疗，回来就滴水，一直滴着葡萄糖，消炎的。反正一天比一天严重，病不见轻，也不能走路了。他儿子打工回来，叫他住院。咋住呢，检查出病，人家就不让住了，这会儿更不让住。王养贤并不是家中第一个患癌症的人。早在7年前，家里就有人开始得怪病。王养贤的一个孙子，开始得病时，腿有点瘸，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北京、合肥、阜阳各大医院去看，一直查不出病因，一年多后不治身亡。王养贤的三个儿子目前在外打工，另外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只有两个儿媳在家，全家的收入靠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记者：这些年家里看病花了多少钱？
孙月芬：光老三孩子就花了11万多，都是管亲戚、邻居借的。家里的钱已经花干了，一直到现在钱都没还上，还背着债。
霍岱珊：有时候一个村庄有十几个这样的癌症病号，就躺在家里面。这次去看，他们还在非常艰难地熬着。再过一段时间去回访，很多人就已经不在了。另外又有一些人得病，躺在床上，一拨一拨的。生在淮河边，长在淮河边，村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条他们赖以生存的河水，有一天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威胁。数据显示，仅沙颖河岸边的癌症村至少有20个以上，癌症发病率最高达到3。2％。在孙营村，50多岁的潘廷运此时也躺在病床上。他在两年前被诊断为直肠癌，虽然比王养贤早发现病症，也动了手术，可是，他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潘廷运：你说我这种情况咋办啊？
霍岱珊：治疗啊，对症治疗，不能拒绝治疗，不吃药不行的。
潘廷民（潘廷运哥哥）：到哪个地方都说除不了根，因为这是恶性的，不是良性的。我问，动手术能活多少年？有说3年的，有说5年的，有说10年8年的，都跟你这样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霍岱珊就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沙颖河的污染状况。1994年，国务院颁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提出1997年污水排放达标和2000年水质变清的治理目标。1997年底，淮河沿岸各地纷纷宣布治理达标。然而霍岱珊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污染并未缓解，谎报达标的情况非常严重。1998年，霍岱珊向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中国环境报》申请，得到了对淮河流域1997年达标后情况进行后续调查的委托书。拿着这份委托书，他离开了《周口日报》社，开始沿淮河拍摄、调查。他以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能把淮河从头到尾走上一遍，完成自己的调查使命。没想到，这一走，就再没有停下来。水污染造成的惨况难以形容。沈丘县某些村的人家已经死成“绝户”，癌症患者中甚至还有一岁的婴儿。白天，霍岱珊跟着村干部挨户去看，想哭不敢哭，心情压抑到极点。晚上回到家整理照片，他经常捧着照片痛哭失声。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