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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著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
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著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著头，吃力的提著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
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著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的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著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的，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
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著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纸那么大的一张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著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著急要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罗！”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著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的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佾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著窗户，我痴望著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著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坍吱吱喳喳的挤著。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的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低的照著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蒙蒙的贴在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著。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著她，带著一种安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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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带著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做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写出“秋天的落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这件事，爱画的心事，使得我虽然没有再热心去上美术课，却注意起画册来了。
我的二堂哥懋良，当时是与我父母同住的，因为大伯父与大伯母去了一阵香港。堂哥念师大附中时我尚在小学，只记得他在高中时，爱上了音乐，坚持不肯再上普通学校，并且当著我父亲他叔叔的面前，将学生证撕掉，以示决心。
大人当然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忧心忡忡的顺著他，他去了作曲老师萧而化那边，做了私人的学生。
我看的第一本画册，一巨册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的平生杰作，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弹琴不上学的二哥给我看的东西。
二哥和我，都是家中的老二，他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
我们两匹黑羊，成了好朋友。看见毕卡索的画，惊为天人。嗳！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的一种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我心深处的生命之力和美。
过不久，我也休学了，步上二哥的后尘。休学后被带去看医生，医生测验我的智商，发现只得六十分，是接近低能儿童的那种。
我十三岁了，不知将来要做什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