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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问他，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他说，怕忘了看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的消息，问他看了做什么，他不响，向母亲和我讨钱，讨到手便走。第二天，他汇了钱去基金会，然后才说了一句∶“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看报不大好，看了会有心理负担，不寄钱又不安。”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担，是他传给我的。
很多年后，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那时候，他的头发开始一丝一丝白出来了，我去香港，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而我，早也染发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他很生气，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看的，我不肯信，他打开书柜叫我搜，看见那些宝贝书，我呆了好一会儿，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书。那一天他很慷慨，说告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借了，当天晚上，翻了三页，便睡著了。
我还是有些讨厌他，没有什么话跟他讲。
有一天他来，已经深夜了，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压，我说夜深了，不好去烦固定做指压的朋友春香，他拿起电话便拨，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压，做到流汗。
我没有说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时候，说了一声∶“那我走了！”我说∶“好”。想起当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来，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在台湾不喝酒的缘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给我。说完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标签，发觉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们还是不通的，那么多年了。
他的车子换了许多次，办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骑著一辆摩托车，觉得眼熟，一看是他，吓了一跳，才发觉，在白天跑工作的时候，他仍然骑车而不驾车。不太认识他，使自己有些脸红，我们已经认真够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邮箱中一张明信片，写的人是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夫妇两个人在东北亚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出国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写的字两个字。
这个人喜欢看电影、听歌、跳舞、吃小馆子，原先也喜欢旅行，那次东北亚回来的飞机上遭了一次火警，便发誓不坐飞机了。以后的钱，捐了好多给基金会，那个基金会骗钱不见了，他仍然不坐飞机，也没有多余的钱。
我们谈不来，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讲了好久的话，说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车子里，千万不要一面开车一面放音乐，因为女儿睡不够神经衰弱，一听音乐便说头昏，要烦的。
我答应了，他又叮咛一次，叫我千万不能忘了，我说不会忘，他还不放心，又讲又讲。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讲最多话的一回。我发觉他有些老了。
他的小公司，开业的时候明明是两个股东，后来各让出百分之十，无条件分给了一位职员。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那位职员是开天辟地便一起跑单子来的，做事勤快认真又忠诚，两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便分他二十股，不要投资，算做另外一个老板。做了好多年，那位股东要求退股，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的分了帐，说了再见，而今也仍是朋友。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我们孩子赌钱，可以赌三天，如果有他在场，我一定不参加，那时候他最善赖帐，输了钱脸色很坏而且给的时候一定打折扣，如果赢了，死活也说做 的要讨双倍。为了过年的赌，也跟他摔过碗，吵过、气过，将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当年的他，守财奴一个，新年的收入，可以用上半年几个月不缺钱，而我，是看不起他的。
他的朋友多，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去了，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合作了那么多年，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我有些发愣，这两个大宝贝，当年都是混毕业的，那种，打电动玩具出来的，那种，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睛的，绝对不是读书人，可是对于金钱，他越来越淡了，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对他人，却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鲜好表，万华地摊上买来的，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我猜那是“ＣＯＰＹ”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护得紧，妻子也很疼爱也确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妇人。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假日东家接西家送，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型，由瘦长到微胖，是一个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子，口头语，在从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说伤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悯”。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里，我气得发抖，想打他，并没有真动手。那几日看见他，我不跟他说话，他的脸，十分羞惭，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著头。那几日，母亲对他也很冷淡。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一说这些，他就很不耐烦，就如他当年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性能好就好，外形什么重要。
奇怪的是，他又爱看崔苔菁，这位敬业的艺人是他的专情歌星，崔苔菁并不实用对他。
他不看我写的文章，他对我的稿费，却付出了极大的欣赏与关心，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会心疼，背地里噜噜苏苏，说我对己太节俭。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他怕我后悔，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然后收钱，含笑而去，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并没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车子，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里长不在家，他有些怅然的离去。这个人，我不骂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为万华我也爱去，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说告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别人的，那种催眠的东西。我也想，我的书不可读，“娃娃看天下”总可读吧，他不，他却看卡通片。
学校开母姐会，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著太太，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竟然还敢说话，请老师少留功课，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那个可敬的老师，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课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圣什么诞节的，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兴冲冲的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的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那棵树，披头散发，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我一看便生气，尘世艰辛已久，磨人的事已经够多，再来应景，也去买礼物送家人，万万没有这份精神与心力，我很难堪，也真，也做得脸皮够厚，二十二日便逃离了台北，不回去过什么节。走的时候，自圆其说∶“心里爱就够了，表面的不做，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小弟回了一句∶“你不做，人家怎么知道？”我走了，走到中部乡下去看老厝，没有回来。家里太吵，精神衰弱。
那个他，却存心要给他一样东西，不为过节。他也坦然，说∶“我不要皮鞋，我要皮带，你送，我干脆指定。”
于是，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去找，要一条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带送给一个微凸的肚子去用，一心一意的去找。
圣诞节过了，除夕也没有回家，元旦之后在狮头山和三峡，听人讲客家话看寺庙，我没有回家。
昨天姐姐来电话，说那辆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车又载了十几口出去吃饭我们家人喜欢吃饭。在餐厅里来了一个小妹妹卖玫瑰花，那些花，枯了，陪衬的“满天星”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小女孩穿著国中制服出来卖花，一桌一桌的走，没有人理她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
他不忍，招手唤了过来，笑著买了两束，全家人都在看他，他不大好意思，解释说∶“一定卖了好几天了，不然花不会枯，卖不出去血本无归，我们买下，也是安心。”
这个人，这个当年在成长时被我憎恨的大俗人，在去年还不肯将他列入朋友的他，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心，手足之外的敬和爱，那优美却又平平凡凡的品格，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启示和光照。今年，我也不敢讲我能够是他的朋友，因为我自卑在他和他好妻子的面前。
我要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的大弟，永风堂陈家二房的长子。大弟，永远不会看我文章的你，你看了这一篇，也是会打瞌睡的，睡觉对健康有益。预祝你大年初七，生日快乐。对不起，当年的那一血掌。今生今世，我要对你的一双女儿尽力爱护，算作一种不能补偿的歉，谢谢你，你教了我很多。
不负我心
一次看刘墉散文，说到白日工作完毕，家人也都睡了，在夜晚的时光里，他喜欢一个人写写毛笔字，作几笔画，看本好书等等。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刘墉将这些自得其乐的时刻称为“以求不负我心”。
这句话说得那么贴切，多年来，自己找的也就是这几个字，苦于说不中肯，刘墉一语道出，真是不亦快哉。
自得其乐这回事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能体会，独处的时光如果安排得自在，境界想来十分高妙。
无论我住在哪里，总有邻居来说，说睡眠安然，因为我的孤灯一向点到清晨，可以说比“守望相助”站岗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