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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吃掉了。这种时候，人们祭祀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祭“天地”。有时，他们说是祭“天”，他们还会说是祭“老天爷”。“老天爷”这个叫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确对一个人性化的神有真切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想象中的“人”是与另一位被称作“地母”的相对应时，推断的结果就值得认真问一问了。在某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六月十九他“生日”那天祭“老天爷”。但如果去问那些给太阳定生日的人们，谁是“老天爷”的父亲，或者他是什么时辰生的，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他们对此懒得去想。很难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明白这些问题有任何实际意义。有什么传统，他就接受什么传统，做梦也不去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很少碰到一个中国人，对“老天爷”的经历或人品略知一二，他们只知道“老天爷”会调控天气，影响庄稼。中国人普遍通行的“老天爷”这个叫法，暗示着有这样一个人物，然而，据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而献祭他的供品也与祭“天地”的没什么两样，这个叫法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天”这个词，时常用于中国的经籍之中，指人的想法和人的意愿。但是，同样也可以两者都不指。而且，当我们读到“天即是理”这样的评注时，我们感到词意极其模糊。这一词意在古典作品中模糊不清，而在日常用语之中也同样含糊。一个一直在祭天的人，如果被问及他怎么理解“天”时，他就通常说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的崇拜就如同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不是个人为之，就是集体为之。他的信仰，用爱默生＇注＇的话来说，就是“风有灵，草有性”。换言之，他是个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含义的拟人，是中国人崇拜“天”的致命缺陷。
中国下层阶级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阶级的无神论正好形成对比。从深谙于此的人们的论述，从众多的表面迹象。以及从“天理”之中，我们不难作出总结：中国的儒学家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彻底的一群受过教育和教化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注＇“天理”这个说法，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一位博学的中国经籍的注释家朱熹＇注＇，他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的论点的任何疑问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结果是，他对经籍的注释，不仅完全从唯物主义立场进行阐释，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解释完全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遮掩了经典原有的教导。
黄河从山西和陕西的山谷中流出之后，继续向前几百英里，流入大海。年复一年，它几次改道，跨越六到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一直到渤海口。但不管流经哪里，哪里都会深受其害，留下一片不毛之地。宋代注释家引人的唯物主义，就如同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国思想这条小溪。水流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不毛之地，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道教退化成为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它曾从佛教借鉴了大量东西，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儒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性的先天需要，而佛教本身是引来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其他形式的影响而极大改变。对于那些恰好想行善积德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他们都乐于赞助，并认为这条大道没什么不好。任何一种神，如果适合于在某个特定方面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青睐，正如一个恰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有伞出售的任何一家商店一样。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所崇拜的神刨根问底，如同一个想买伞的英国人不会去问伞的来源以及人们普遍使用伞是始于何时一样。
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很有学问的讲演，讨论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如同去调查比较英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又能买到，那他就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又买得起菜豆，就可以吃。中国两种最有名的“教义”，情况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因而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同样请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道教信徒”。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哪个都无所谓，他并不是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立刻成为儒教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
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的实际关系，可以用一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使我们可能判定自己遥远年代时的起源，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也丝毫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多少撒克逊人的血液，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会有丝毫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使用词语的场合。学者会用许多拉丁语词，还混杂一些诺曼底语词，而农夫则主要使用平直的撒克逊语词。但不管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底层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可以酌情而定。但对中国人来说，同一个仪式融合了“三教”，其中的不和谐，其中的矛盾，并不比我们把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一个句子里遇到的更多。
总是难以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知道何谓逻辑上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准备，如同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学术上兼容并蓄”带到逻辑上的自杀的地步，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明白。
这样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有理的本能。中国人因这种本能而闻名，他们的这一本能充分展示在精心划分官员级别的做法中，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特殊权限。也许有人曾经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类似的等级森严的划分，但没有一点线索。问一个中国人，“玉帝’与如来佛哪个大，那是徒劳的。即使在“万神殿”里，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偶然的，次序一直在变换。中国人的神明世界里，权威没有固定的等级。这种极端混乱，如果出现在人世间，就等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在“三教堂”里更加明显，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于中间，我们认为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自称为某种神——那就是老子。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排序问题过去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对如来佛有利，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外国人！
信仰的结合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同样意味深长，那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有一条规律与此对应：低劣的钱币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较好的钱币。儒教的一切高尚格言，全然不能让人们消除对道教大加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常有人说，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真话。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从不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去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在它们的牌位上写着“大仙”，认为它们对人的命运有重要影响。
就在几年前，中国一位最有名的政治家跪在一条水蛇面前（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代表水神的化身肯定感到十分荣幸），这位政治家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服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中国只要洪水一泛滥，就把蛇当做神来崇拜，这种习惯似乎很普遍。在离河较远的许多地方，任何一条陆地上的蛇都会变成神灵，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大唱其戏，以纪念神的赐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庙宇，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知县和所有别的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常被当做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战神关帝被当做而神来崇拜；但有时，不管离河远近，人们只向观音求雨。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去推断自然界的一切应该是统一的，即使对他明确指出其荒诞不经，他也很难明白。
与求雨有关的祈祷，另外有个有趣而又最意味深长的事实，时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里，有一个主要角色原本是一只从石头里崩出的猴子，慢慢进化发展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这位想象中的角色被当做而神来崇拜，而不是河神和战神。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再好地说明中国人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完全没有分界线了。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果是互相关联的。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无从推测。
中国人的众神林林总总，纷繁芜杂，问明白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些神，这一点很重要。这个问题会有两种答案：一是他们崇拜这些神也忽视这些神。经常能碰到有人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香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