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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活在前朝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用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即使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阻碍着进步。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现今其他国家的经历，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际，迁移是一个简单明了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们推想，中国人最易接受这个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证。但是，对于这个缓兵之计，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
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
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知足这个特殊能力的论述，由于西方没有相应的东西，因此，这种论述没有刨根究底。中国人生来知足，如同鱼因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要飞翔而有双翼，似乎成了事实。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他们还生来就有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忍痛能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无能为力。中国人通常乐天达观，没有神经系统，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没有完全讲述的种种原因，他们不会白费力气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让步的。对于大多数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并且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总之，中国人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为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密切相关。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情愿尽可能地自得其乐。过分挑剔并不是普通中国人的缺点。他们是模范的客人。在哪儿吃饭都行，吃什么都香。即便是那些许许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人的好交际，几乎是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郁郁独处的普遍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有一个主要的享乐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这无关紧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无疑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际。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有一句很难表达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有的东西不多，但件件物尽其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常对诸多的不便满不在乎，长时间地为众人做份外的事，不仅不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可抱怨的。
当仆人的中国人，习惯于哀叹自己命苦，因而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成为笑柄和话柄。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勤劳，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午夜之后还听得见他们在纺线的人，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摸黑工作，却不叫苦。他们起早摸黑，如此辛劳却视为家常便饭。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苦乐不均，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歇一会儿，还特别爱吃他们的粗茶淡饭。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经常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谢立山＇注＇先生在《华西三年》一书中谈到长江上游时说：“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脾气。”立德先生＇注＇的《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赏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笔者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沉重的车子，走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季节好坏天气，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准备食宿。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这样干了几年，他的主人证明他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吗？
也许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即使是在身体虚弱而又极其痛苦之时，快乐的希望也没有背弃他们。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贫困不堪、营养不良、远离家乡，有时还被亲戚冷待甚至抛弃，未来又看不到一丝希望，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他们的镇定自若，并不是对那些神经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指责，然而假如处于同一种状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具有这种快乐性情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并不罕见。任何在中国有些经历的人都遇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再次重复：如果关于“适者”如何如何的历史教导的确可信，那么，中华民族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十九章 孝行当先
讨论中国人的特点而不提及中国人的“孝心”，那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中国人的孝心这个课题，也不容易做。孝心一词，与我们曾经不得不使用的许多词语一样，给中国人的感觉，与我们习惯赋予它们的意思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无论怎样准确地翻译成英语，却还是有许多词语及其意义为汉语所特有，是无法翻译传达的，最难翻译的一个词是“礼”，它与孝心密切相关。为了例证这一点，同时也为了给即将讨论的中国人的孝心这个特点提供一个背景，我们最好是引用加略利＇注＇的一段话（转引自《中国总论》）：“礼是中国人一切心理的缩影；在我看来，《礼记》是中国人能为其他民族提供的关于他们本民族的最确切最完整的专论。中国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话，是靠礼来满足；中国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中国人的美德和不足，也是参照礼而得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本上靠礼来维系——一言以蔽之，对中国人来说，礼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会和宗教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人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他认为：“把中国的‘礼’翻译为英语的‘ceremony’不够全面，因为‘礼’不但包括外在行为，同时也包括所有礼仪的正确原则。”
探知中国人孝心，有一个最让人满意的方法，即翻寻“四书”和其他经典，尤其是《孝经》中的有关教导。我们这里只是注意那些被中国人付诸实践的教条。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孝心不仅是一种特性，而且是与众不同的特色。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孝心是多面的，同样的事情，并不是在所有情形或所有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的。
在1877年于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晏马太博士＇注＇宣读了一篇关于“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具体总结了他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部分，晏马太先是谈了祖先崇拜只是孝心的一种证明，然后指出：“‘孝’这个词很有误导性，我们要小心上当。在我们了解所有民族之中，中国的儿子是最不孝顺的，不听父母之言，从他们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要求时开始，就从不让步。”理雅各博士——中国“四书五经”的杰出翻译家，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之后回英国，他也曾引用过晏马太博士的这段文字，但其目的是最强烈地表示异议，声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所看到的全然不是那样一回事。这只说明一个人们熟知的道理：人们之间有正常的意见分歧，好比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也会有所差异一样，正确意见只能来自各种结果的综合。这些结果虽然不能和谐地化为一个整体，但要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更全面。
中国的儿童没有严格管束，也没有学会听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