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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没有第五样东西（那就是水），这四样东西也肯定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当，就会弄伤笔毛，缩短其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中国十八个省份最好的旅店里，却都像低等旅店一样，旅客若感到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高声叫喊，徒劳地指望会有人听见。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在日常供应方面，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了苏丹＇注＇的腹地，供应得不到保障。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才打灯笼，我们的送奶工和卖鲜酵母的小贩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为受乡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领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为什么东方最聪明的人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及省吃俭用时，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这与我们的方便概念是不一致的。
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多了！
这个天朝帝国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最快最持久的，便是完全缺乏“卫生设备”。即使在北京，不论何时，只要试图治理下水道，其结果总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在回答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时，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而无法回答：这个帝国哪座城市最脏？一位来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起脏乱臭，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乎意料地清洁——对中国城市而言。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声称他的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确信了福州最脏，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福州最脏。然而，如果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回顾在北京时的想法，并诚恳地撤回那时的观点，他这样做也毫不足怪！
每当想到中国文明的种种不方便，西方人心中最重视的是以下三点：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当然也有私营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帝国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小。在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气一变糟糕，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要说他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擅离职守，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注＇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而中国人对冷水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一直对猫反感。无论外在表现还是内心驱使，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讲清楚的，而需要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中国货币混乱，不乏咄咄怪事，足以让任何一代西方人发疯。或许更可能的是，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更为持久的烦恼。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帝国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都要发生不可避免的争吵。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这个地方官员的衙门中的下属贪官污吏带来机会，对本地钱庄加重压榨，多多少少地为难了一切商业活动。现钱一时周转不灵，物价顿时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也没起什么作用——坏钱回收了进来，物价却并不回落。这样，就有了一条无一刻暂停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逐出了好的货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是惊人的“龌龊钱”，常常会把手弄脏。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都是既笨且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运输就成了一件事情了。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如果他用钱庄的汇票，也减少不了多少困难，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上，将会发生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无能的情况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买卖；而据我们日常所见，他们对这些恼人的钱币业已习以为常，带着也不嫌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绕过驴脖子，把它挂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为何不折断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恰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方式，尤其熟悉我们的注意为恰好触及的那些方面，却时常断言说中国人尚未开化。这个肤浅而错误的判断，是出于对文明和舒适的毫无条理的混乱思想。在考虑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毫无二致）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去提及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纯属多余。然而，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彻底革命，却更为奇妙。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随时代而变化。与此对照，在中国，时代未曾变化，人们也没有变化。因此，如今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