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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种“消极体验”而可能具有的价值（即人有可能在其中探索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由此得到了强调。参见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在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平装本MM*前言中的评述（第xxxiii页）：“在第二版里，他用一种历史化了的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个观点——被掩蔽的真理即怪异（也就是说，不存在有关人的本质的客观真理），取代了作为被掩蔽的真理的阶级斗争。”关于该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判别的详尽论述，参见德雷福斯的前言和皮埃尔·马什雷（Pierre Macherey）的文章“癫狂史的资料问题：更正及其范围”（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 folie： une rectification et ses limites），载《批判》第471—472期，1986年8—9月，第753—754页。关于青年福柯和某种人道主义哲学人类学的关联的更详尽的研究，参见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避开主体：一条福柯主义的行动路线”（Avoiding the Subject： A Foucaultian Itinerary），载《思想史日记》（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90），第273—299页。这个脚注可能足以说明（有心的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到），有关福柯早期心路历程的可资利用的证据不多，而且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本章（以及下一章）所述主要是推理性的，其依据是福柯的影响、当时认识他的人们的记忆以及福柯自己后来的回忆（它们可能确切，也可能不确切）。
参见科恩—索拉：《萨特传》，第90—91页。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New York； 1954），第7a页。关于此剧的演出和在巴黎的首次上演，参见卢比·科恩（Ruby Cohen）：《从欲望到戈多：战后巴黎的小剧场》（From Desire to Godot： Pocket Theater of Postwar Paris）（Berkeley； 1987），第131—180页。
贝克特：《等待戈多》，第12a页。
同上书，第15b页。
同上书，第28b页。
参见阿兰·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载《为了新小说》（For a New Novel），Richard Howard英译，（New York； 1965），第111页；这篇评论首次发表在《批判》杂志上（1953年2月）。关于观众席上的庄严气氛，我是从罗格·沙图克（Roger Shattuck）那里了解到的，他回忆说在1953年看《等待戈多》的首演时，他是剧场里惟一的一个嘲笑演出的人。
罗伯—格里耶：“塞缪尔·贝克特”，参见注释前文，第115页。
“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74页。
夏尔·朱利安（Charles Juliet）：“会晤贝克特”（Meeting Becket），载TriQuarterly，第77期，1989—1990年冬季号。
第三章 袒露的心袒露的心（1）
●1953年8月，福柯离开巴黎去意大利度假。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是充满纷扰的。在《等待戈多》的激励下，他以新的热情重新投入工作。他深入研究了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那是一个弗洛伊德派兼海德格尔信徒。他和作曲家让·巴拉凯（Jean Barraqué）的风流韵事也正方兴未艾。他还前所未有过地卷入了巴黎先锋派艺术界的活动。
当时正值“新小说”时代，正值“荒诞派戏剧”的盛期，也是人们积极进行新音乐探索的时期。然而，任何小说、戏剧和新音乐都没能抓住福柯的心，倒是一部80年前出版的论文集——弗里德利希·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ⅲˇ耬 Betrachtung），把他深深地迷住了。
多年之后，和他一起在那个夏天去意大利游玩的莫里斯·班盖（Maurice Pinquet，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他在高师的同事）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曾看着福柯“在西维塔维齐亚海滨的阳光下阅读”，深陷在尼采的那本书里不能自拔。福柯那如饥似渴的兴趣令班盖惊诧：“倘若他不时在解说黑格尔或胡塞尔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更符合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了：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的哲学。”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尼采仍是不清不白的，因为纳粹曾利用过他诸如“权力意志”和“超人”之类的观点。尽管如此，福柯仍为尼采的书而着迷。“我们很少有时间读书，”班盖回忆道，“那里可游览的地方太多，简直忙不过来。但稍一得闲，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不管是在海边沙滩上，还是在咖啡馆的平台上，他都会打开这本书（那是法德对照的读本），继续他的阅读。”①
班盖的回忆表明，他的朋友的学习时代正式结束于他这次对尼采的研究。福柯自己也在不止一次的会谈中谈到这一点。当然，像所有优秀的高师学生一样，他实际上多年前就读过尼采。但在那个夏天，他突然觉得尼采那些他已熟知的思想变得新鲜了。福柯回忆道：这次读尼采使我感到了一种“哲学的震动”。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尼采是一种启示，我以巨大的热情研读了他，并与我的生活实现了决裂……我曾有一种上了圈套的感觉。透过尼采，我变得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②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The Heart Laid Bare第三章袒露的心在他于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序言中，福柯概括地介绍了他为自己规划的毕生事业，其中鲜明地折射出尼采在他的成长时期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他简略地指出：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当然，首先是探究癫狂，将来还要继续写书探究梦和“性禁条”以及“欲望的快乐世界”。但所有这些探究，——他强调说，他都将“sous le soleil de la grande recherché nietzchéene”（在伟大的尼采式探求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③
多么难解的箴言，多么神秘的顿悟！福柯的“伟大尼采式探求”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为什么会是尼采，尤其是写《不合时宜的思考》的尼采，在1953年8月西维塔维齐亚的阳光下对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令福柯着迷的那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尼采自己在为弄清他是谁，人还会变成什么而苦苦思索时留下的一种直接副产品。收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一书中的四篇论文是在1873年到1876年间写就的，即是说，在他那部处女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rn Geiste der Musik）受到冷遇之后。尼采这本书初版于1872年。书中，这位早慧的德国古典主义者（他27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悲剧理论。照尼采的看法，“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使两个无时间的倾向互相对抗：一种是阿波罗式欲按比例正确宜人的形式塑造世界的倾向，另一种则是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欲粉碎这种形式，欲猛烈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界限的倾向。《悲剧的诞生》有一些著名的仰慕者［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都是学术界的门外汉。当该书问世时，尼采的古典主义道友们纷纷指摘其学识，奚落其历史论点，而全然无视其挑战性的新世界观。年轻教授下一个冬季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研讨班也随之土崩瓦解。在一系列身体上的麻烦（胃功能失调、严重近视、神经紊乱等）的折磨下，尼采感到愈来愈孤独，对于他将向哪里去、将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彷徨。“自由人的使命就是为己而活，不去顾及他人”他在自己这个时期的一个笔记本上写道。“大多数人显然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必然性。”透过力图顺应他人的期望，“人们表现出一种可怜的谦逊……。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目标，则谁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存在宗旨。”④
《不合时宜的思考》中的文章，无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尼采寻找他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别必然性”的努力。他后来解释道，《不合时宜的思考》提出了“关于我的未来，……我的内心深处的历史，我的变化趋势的一种看法”。其中最首要的，是那篇题为“教育者叔本华”的文章，它阐明了已成为尼采自己终生寻求的目标的内在逻辑，这一目标即：理解［如《瞧，这个人！》（Ecce Homo）的著名的副标题所说的］“人怎样成为自己（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⑤
福柯的个人图书室里就藏有那本标满阅读记号的《不合时宜的思考》。由此看来，他显然是被这一具有诡辩色彩的使命打动了。在“教育者叔本华”一文中，福柯标出了尼采的一段关键性的话：“对于人必须破解的那个谜，人只能在存在中，在作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在不可变化的自我状态下，去加以破解。”⑥
这句话概括了一个怪异难解的信条。这是一句我们应努力加以理解的话，——不仅因为福柯在阅读时认为它重要，而且还因为它直通他自己“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内核。
“教育者叔本华”的开头几句话，以简洁的笔法道明了尼采的中心论点：“有一位旅行者，他曾周游过许多国家和民族，足迹遍及好几个大洲。有人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他回答：好逸恶劳。有些人总以为他会回答得更精确和更真实一些的，于是他们都害怕了。他们躲到习俗和信念后面。基本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来这个世界不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