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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人一样，福柯这时也已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同他的直接先驱决裂了。法西斯主义和总体战的经历使萨特和他那一代人重新拾起启蒙运动的老生常谈。对于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观点似乎是在向人们提供一个必要的道德罗盘。相反，福柯那一代人感到全无这种必要。他们不需要道德，不需要行动指南，不需要现实世界的固定路线图。求助于某种世界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词藻来怀念黑格尔的理性和自由统一论，在他们看来那是没有哲学胆识的表现。福柯本人即坦率地抛却了陈旧的“团结主题”，并敦促读者承认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人看作一种消极的经验，它是以仇恨和侵犯的形式生活的”。⑧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事业的日暮途穷，使萨特一代存在主义者获得了一个试验场；同样，1968年5月学潮出乎意料地激烈，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解放运动——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也使福柯的工作似乎有了历史的契机。
就在这多事之秋里，福柯开始赢得全世界的听众。1968年后，福柯的哲学在整个世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德国和大不列颠，在日本和巴西，但最突出的还是在美国，都被聚集在校园里，然而渴望着战斗的数不清的大学师生们奉为圭臬。当然，他们的战斗，只是宣扬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当热情的门徒模仿“一位论述创立者”（a founder of discurcivity，福柯发明的新词，用以指称像他自己那样的富于创见的思想家）的时候，一般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这位创立者的著作中最惊人、最独特的论点很快就被粗心大意的复制所歪曲。⑨但即使如此，随着他影响的扩大，这位最令人生畏的思想家的一些最令人生畏的观点仍不免会渗入通行观念的主流，不知不觉地重塑我们自己“世纪末”文化的主旨和基调。
福柯学说的声望在他死后一直呈上升势头。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现在他在学术界拥有一种“几乎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许多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研究精神病学和医学、犯罪和惩罚、性生活和家庭的历史学家，如不参考他的著作（即使只是为了纠正或驳倒他的见解），简直寸步难行。同样，在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研究方面，他也设立了一些新的路标。透过提出社会惩治罪犯或隔离狂人，他直接地和间接地影响过监狱改革运动和精神病学的实践。至少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医生抱怨过福柯观点的影响，因为他看到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与日俱增。⑩他关于社会信念和习惯对于人体及其欲望具有构造性影响的假定，在激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论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使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同性恋者有了一种方向感。透过分析知识和权力的交互作用，他对真理的意义、理性的能力以及人类行为的适当管制提出了新的质疑，由此启发了一些世界一流的哲学家——如法国的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德国的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美国的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人，引导他们利用他的著作（各自利用的方式不一）作为跳板去进行他们自己的批判思考。福柯还是诗歌、音乐、文学和绘画方面的行家，在不止一代的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中留下了他思想的印记。
然而在几乎所有这些领域里，福柯的成就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他被保罗·韦纳等人誉为20世纪最卓越的天才之一，但也被其他人激烈地攻击为“我们的Kathedernihilismus（讲台虚无主义）之父”，一个新潮诡辩家，用骗人的辩术妖言惑众，逃避了严肃学术的责任。不少读者被弄得稀里糊涂。伦理学家追问：他反反复复地抗议现存的各种权力，究竟依据的是哪些“规范的准则”？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他取舍史料究竟遵循的是哪些原则（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原则的话）？死硬自由主义者对他的理论的政治意蕴深表忧虑，而哲学家们则继续争论福柯观点的逻辑性——从他关于真理的论断，一直到他的权力概念。一位机敏的批评家在读完《词与物》（这或许是福柯最晦涩难读的一本书）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东西竟是卡通片角色“菲力猫”（Felix the Cat）——它高视阔步地行走在一块悬崖上，不料却“和电视观众们一齐发现，它脚底下的地突然离它而去了”。这个印象是很有代表性的。
尽管1989年出版了一部较好的福柯传记，第一次确立了有关他生活和职业的主要事实，但这个人物本身却依旧是个谜，让人捉摸不透。对于“谁是真正的作者”这个天真的问题，福柯的回答是援引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一句问话：“弄清是谁在说话重要吗？”这正是他的个性。朋友们描绘说，这个人极其复杂：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震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性色彩。私下里，他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面孔。但在公共场合，他事实上从不谈自己或写自己——至少不是直言不讳地。他极善于躲开出风头的机会，喜欢戴上面具待在他自己思想的剧院里。“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请我保持原态，不少人无疑都像我一样，是为藏起自己的面孔而写作的。”
尽管如此，正如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所承认的那样，福柯仍是这样一种思想家：他在一种独特的个人冒险旅行中制定思想，当然是用写作的方法，但同时也用他的生活本身。由于反对百科全书派关于人文科学的理想，反对哲学中的先验主张，福柯没有留下（流行的印象与此相反）某种普遍适用的史学方法。那么，他的著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它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应该怎样使用它呢？如福柯所熟知，若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独到的回答，则势必会加强那种把“著作和作者”缝在一起的“谜一般的针脚”。如他在接近生命尾声时所勉强承认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著作的关键在于研究那位哲学家的“气质”。而且福柯同意，为说明这种气质的特点，构想“说‘我’的那个人”心中的想像世界，有必要广泛考察论据，不仅要看作者的著作和文章，而且要看他的讲演和宣言书，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他和朋友们分享的回忆，甚至有关他的性爱偏好的情况。
“我相信……一个作为作家的人绝非只在他写的书里做他的工作，”他在1983年这样说道，“而他的主要工作，归根到底也正是处于写书过程中的他自己。一个人的私生活，他的性爱偏好，和他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这不是说他的工作能够解释他的性生活，而是因为工作既包含了著作，又包含了整个的生活。”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3）
领会了这些评论的精神之后，我们还应当认真理解福柯的另一观点，它一眼就能让人感到是福柯明确的信念中最惊人和最牵强的部分之一。这个观点便是：一个人的死亡方式，作为他“整个生活”的顶点，仿佛可以在刹那间显示他的生活的“抒情内核”（lyrical core），而这个“抒情内核”，正是理解一个作家“个人的诗意态度”的关键。这并不是花言巧语。在同一本专门研究另一位作者——诗人兼小说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书里，福柯自己最后也透过深入思索一个纯粹的传记事实（即鲁塞尔1933年明显地死于自杀）可能具有的意义，在服用了几个星期的麻醉剂之后，开始陷入强烈的欣快状态。
死亡及其意义，是纠缠了福柯一辈子的谜念之一。他在1954年即已宣称：“死时之所遇，梦之至深处”——那很可能还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人的存在的实现”。30年后，已身罹绝症的他还从古代斯多噶派表现出的“求死欲”中汲取慰藉，傻乎乎地援引塞涅卡（Seneca）：“让我们从速衰老，让我们从速约定时间去重返自我吧。”在病理解剖学之父比夏（MFXBichat）的启示下，福柯发现死亡乃是生命的永恒伴侣，它的“白色光辉”时刻潜伏在“肉体的黑箱之中”。而且像写《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样，他相信只有死亡，才能以其最终的征服确定一个人生明白无误的特性（即确实性）。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随着死亡缓慢的、半隐半现但已清晰可见的临近，愚钝庸俗的生命终于变成一种个性；一条黑边隔离了它，并把自己的真实性风格赋予了它。
大概正是铭记着这一类讨论，吉尔·德勒兹（福柯哲学上的知己、一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他的思想家）言简意赅地指出：“福柯是用一种和他的死亡观相应的方式死去的，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德勒兹甚至提出了一种用心很深的推测：“或许他选择了，就像鲁赛尔一样……”
但是，福柯究竟是怎样死的呢？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自己生命周围的那条黑边一直隐藏在神秘气氛中，恰如他个人的“抒情内核”。这种可怕的神秘气氛缘何而来？它最后又是如何消散的？回答这些总是需要讲一个情节缠结的故事。但如果福柯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正像他所说，“这种可怕”确实“能使人敏锐地感觉到生命赖以在死亡中发现自己迥异形象的方法”，那么有关他的死亡的一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怎样为人们所知晓的，反而应当构成一个恰当的出发点，有关他生活的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