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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已经没有胡思乱想的人，赶紧读一读《与电影一起私奔》这本书吧，在那里总有一些梦想诱惑着来不及的人，哪怕过一把干瘾也好。一本好书，影响人的一生；一张酷毙了的DVD，则绝对带来一个好梦。正像金庸大爷在《书剑恩仇录》里所讲：“倘若普天下处处乡村都有了茶肆酒铺，那黎民百姓就是安安乐乐了。”我借用此中句式：如果家家户户都有DVD和数不胜数的好看故事，那么，平民百姓就真的是过上好日子了。
第六部分：电影外的午餐后记：曙色微明
曙色微明时分，我看到自己鬼鬼祟祟地跑过肮脏的城市广场，随地大口吐痰，把果皮纸屑到处乱甩。广场冷寂无声，来往的公共汽车上也是空空荡荡。刚才我还在车上西服革履、正襟危坐，而到了车下，便放肆地东奔西窜，还把充满油烟气的蹩脚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直到浑身一丝不挂。站在很高的一栋楼上，我轻蔑地凝望：自己正像个盲流恬不知耻地暴露着难看的身体。因为极端的厌恶，我甚至像《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变态杀人纳粹一样隔着窗户举起了冲锋枪。正瞄准时，恍然悟到，自己正在射杀自己。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在梦中背诵着这首小诗，直到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躺在床上，暗自思忖这个梦境的寓意。我想到，在潜意识中除了厌恶自身现在的状态，有不少成分可能是希望成为活得更好的他人。人人都想成为别人，只要置身度外，就不能自控地厌恶自己。
童年时，有一件事曾令我百思不解，就是镜子里的自己和照片上的自己几乎完全是两回事。我习惯镜子里的样子，而难以忍受照片上的形象。常常假想自己是某个电影明星，比如王心刚，或者《闪闪的红星》中的英雄少年，模仿他们的某个表情，感觉简直如出一辙。对着镜子装模作样时，觉得相貌虽然不同，但神还是在的。
然而，照片却把所有的良好感觉无情击碎，照片上和感受中的自己相去太远。
后来，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又吃惊又奇怪，它和自己感觉的声音简直大相径庭，几乎判若两人。
太大的差距，几乎让我迷乱。我看到一个有些神经质的瘦弱少年，在缓慢而忧伤的成长中渐渐变得臃肿和笨拙，嗓音也从尖细、沙哑到低沉，口音和趣味永远有着小城市尘土飞扬的气息。自信，傲慢，自卑，敏感，浪漫，浑浊，迟缓，低俗，似是而非，高风亮节，犹如一堆堆碎片，纷纷扬扬，熙熙攘攘，组合成模糊的自己。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在世并非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很多成功除了锲而不舍的追求之外，还取决于个人无法左右的天分、机遇，就是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生活的苦难和挫折告诉我，年轻时激动不已的理想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镜花水月。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免除了很多烦忧，我不再屑于青春期的沽名钓誉、慷慨激昂，只要能养家口，也懒得去挣更多的钱。我很知足，能读想读的书，能写想写的闲文，能看想看的电影，已经足够。不经意中，自己变成一个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庸人。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大量地看影碟，并在淘碟看碟之余写一些与电影、读书有关的文字。初期只是聊补空虚的自慰，偶有些发表，多数沉寂于抽屉，日积月累竟有不少篇章。在友人督促下，遂有《与电影一起私奔》问世。意外的是，这样一本很个人化的书竟获得不俗的销量和若干好评，作家杨争光、孔见以及邱玲女士都希望我能再多写一些。我是个经不住鼓励和好话诱惑的人，便一鼓作气整理出眼前这本《谁在黑暗中呻吟》，比前作更有些私密的性质。但在出版过程中，因种种原因，与书名相关的篇章没在其中。我想，这并不影响书名的成立，当读者狐疑“谁在黑暗中呻吟”时，答案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爱电影的人。
我很清楚自己学养的薄弱和不成体统，无论是读书写作还是看电影全是随情任性。事实上，我连铁杆影迷也算不上，文章中提到的电影也未必特别喜欢，之所以写到它们，只是因为有话说，有可以寄托、抒发甚至宣泄的情绪。
以上这些文字是在曙色微明时分写就，强调“曙色微明”并非想表白自己有多勤奋，而只是陈述一个时间事实，表明我已进入了“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尴尬中年。我写作，有时仅为排遣黑夜中无法入眠的煎熬。
还是说到本文开头的梦境。我相信很多梦，相信对经典梦境的解读有助于认识自身的生存状态，相信前面的梦曲折地反映了我内心的惶惑和惶恐，我甚至相信，梦中那个肆无忌惮的流浪汉，就是很多人眼中真实的我。当然，现实和梦境永远有着难以调和的距离。人在梦中可以鸟瞰甚至蔑视自己，而在生活中，却永远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面对。也许，我在梦里穿越的广场，就是从对他人的意想到自己心灵故乡的一条路，是从现实到虚幻、从电影到人生的一个过渡。
王 樽
2004年1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