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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