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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危及到让你有可趁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惟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是胜利者，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4节 祸国殃民
九月初六，无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弃疾，发布诏命委任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弃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颓势。弃疾虽力主恢复，但他并不同意仓促开战，更不愿意与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挤在外。诏命到时，弃疾已经是重病在身，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辞，四天后即赍志而殁。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赵淳取代了九个月以来毫无作为的江淮制置使张岩；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诏，借罪己而鼓舞士气民心，但败局已定，临事更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边的党派集团是因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当敌人指名单要侂胄的人头而不问其他时，侂胄的末日就已经到了。
出身名门的礼部侍郎史弥远是京镗的心腹，与侂胄的关系相对远一些，也并不赞成侂胄的北伐。这个人工于心计，也颇有点干才，属于那种不甘趋人之后的类型。由他来成为侂胄的掘墓者并不是一个偶然。
大约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史弥远秘密上奏宁宗，以兵兴以来士民涂炭、公私大屈为由，请天子诛杀侂胄。当时宁宗听罢不语，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罢休的想法，同时多少也有点顾虑，毕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杨氏得知后，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杨氏先让皇子荣王赵去说服皇上，不果后又请出她的哥哥杨次山劝驾。杨次山明白宁宗的心意，因此对天子保证说，不妨选择可以信赖的大臣共同举事，这才使得宁宗的心思开始活动。次山见天子已经有意，马上返报皇后，杨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给史弥远，一份给左司郎官张镃，密嘱他们立即行动。不过，皇后这时并未确定一定要杀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许和宫中的支持，弥远已无后顾之忧。他挑选了两位大臣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一是钱象祖，一是李壁，这两人都是侂胄的党徒，时下皆身为副相，特别是李壁，对金人的宣战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弥远先去说服钱象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与侂胄发生过抵触。果然，钱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倒戈者。由于事涉多人，难免有些风声走漏，外间已经开始有些传闻。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对李壁道：
“听说有人要生变，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为事情泄露，吓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上来了。
“……恐怕，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弥远听李壁说知此事后也十分惊恐，两人立即找到张镃，张镃道：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以绝后患。”
史、李颔首同意，弥远拍案对张镃道：“君不愧为将门之后，吾计已决！”张镃是南渡初期大将张俊之后，正如弥远所说，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风。当年若没有张俊，秦桧也未见得就能杀掉岳飞。
李壁担心事情从缓会有所泄漏，主张就在翌日进行。三人最终订下了计划，由李壁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伺机擒杀。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样怀着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桥时，夏震率手下人拦住轿舆，厉声道：
“有旨，太师罢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话音未尽，夏震等即抢上前，将侂胄轿乘向宫外拥去，走到玉津园夹墙中，不容侂胄分辩，一阵铁鞭乱棒将他毙命。
当史、钱两人向宁宗报告侂胄已诛后，天子还不敢相信，当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我们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凉气。在宁宗看来，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史弥远，与那位霸道十足的韩侂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初五，陈自强罢相，贬永州居住；初六，苏师旦贬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杀。几天后，邓友龙、郭倪、郭僎、张岩亦相继被贬。反戈一击的李壁因为主战的缘故也未能脱离干系，被贬抚州安置。
第二年，帝国改元“嘉定”。
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弊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又发生失误，在错误的时间里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他只是个失败者，但绝不应是一个罪恶者。然而我们帝国的新贵们，却在敌夷之辈的凭空要挟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级拱手相送。
靖康时李纲力主抵抗而深为金人所恶，朝廷也只不过是将他罢官免职。秦桧和议之心可谓坚矣，但也未至于把岳飞送给完颜宗弼。如今侂胄不仅毙命棒下，而且已盖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临安府斫棺取首，枭之两淮，此后又将侂胄、师旦之首付使送至金营，以交换淮、陕失地。可以说，韩、苏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