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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所忽视的经济成份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惟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尤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尚且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抱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1节 湛湛长空黑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场变故既为宗庙社稷带来了一位新天子，也给我们的帝国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韩侂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位韩侂胄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进程。
韩侂胄为内禅得以顺利实现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当时情形的尴尬程度，在本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孝宗死后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请天子就丧成服，竟被光宗诏以疾病未愈而推却。国遭大丧，皇帝不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件，朝廷宰执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左司郎徐谊及另一位老资格的大臣吴琚的建议下，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转趋寿圣皇太后，想请这位两朝太后垂帘主丧，但也被皇太后拒绝。两人一再恳求，寿圣太后也只答应暂代祭奠之礼。显然，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果断提出以早正储位、太子监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帝国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赞同此议，当天就率宰执进呈，但疏入不报。六天后再请，天子在奏疏上批复了“甚好”两个字，似乎已经同意了宰相的请求。翌日，留正与众臣将拟好的诏旨递进，请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学士院降诏。但这天晚上，光宗突然给宰相来了一道手札，上有八个字：
“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后大为惊惧。按照他原来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这样的话，即使无可奈何而行内禅，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现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禅位，这不能不使他大为紧张。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赵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还坚持循规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张顺水推舟：以太皇太后传旨，宣布禅位皇子嘉王。留正听罢十分无奈。
留正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储诏未下，遽提内禅，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越轨之举。事情顺利便罢，若以后一旦有所变故，宰相必然要负责任。留正显然不愿以一时的冲动而致使日后难处，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宫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