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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份，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请求朝廷下哀痛之诏，明示复仇之义。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今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为此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把“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统一起来。张栻在后来又不断向皇上阐述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虽是刘珙、陈良祐两派理论的综合，但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年十二月，代表着激进思潮的太学生中有一位叫袁枢的上书天子，也认为今日图思恢复，应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显然，在这一点上君臣的意见已经大致相同。
事实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里，在主观出发点上一直都把人才、财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内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别是理财方面，朝廷虽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改革举动，但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在加强国家储备上多做一点文章。与金国的和议在客观上为理财创造了条件，而南方优厚的物质基础又使它成为可能，因此帝国开始幸运地走向一条繁荣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经济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个南方帝国的人口数已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尽管其中有不少南迁的北方人口，但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临安的风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华之风，都是国家财政开始好转的必然产物。
当然，帝国的国力尚远远达不到充裕有余而能应付强大军力的程度，这一点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负担依然很重，为了收拢士心而继续采取的优厚政策，使冗官闲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既无事职，犹还挂名食俸的现象甚至还要超过南渡以前。国家既重视文治，又必须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兴盛必然也伴随着物力的消耗。民生条件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区之间、贫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除此之外，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里的各项措施，也频繁发生差舛错失，政府有时应付偶发的天灾人祸尚还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用兵征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如盐、茶、酒专卖的绝对控制外，只有沿袭高宗的做法继续重税重赋。尽管朝廷上下对此反应强烈，要求拿出切实的惠民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善。帝国的物质状况固然是处于上升之中，但正如刘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训需要时间。
在采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在整军肃武、增加军备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孝宗对这位有胆识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专门派他到蜀中任职，想让他在富庶的四川地区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载，始终没向朝廷报告进兵的规划，于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诏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军需未备，不能出击。
孝宗十分不满，又派人持御札敕谕允文尽早行动。但传令者到时，允文已不幸病殁，使天子的愿望又一次破灭。这是孝宗的第三个年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从此出师之议便再没有被提起过。
无情的时势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终还是趋向于折中。一年前的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对宰相虞允文等人谈及他的为政之道，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孝宗道：
“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它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
天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立一华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
应该说，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纠时弊。具体地说，就是更张以往一味退守不思进攻的废弛之政。所以他坚持认为：天地间若无肃杀，就无所谓发生。言下之意，为政之道并不忌讳暂时的用强。为此他发挥出一套“适中”理论，拿来为他的“猛纠”政策服务，其用意不可谓不深。不过，宰执大臣们却不同意皇上的观点，比如虞允文虽然承认救宽之道在于猛，但他也说，虽然“杀之”是为“生之”，但天地之心终归于仁，政治仍须以重德厚生为准则。在这当口，聪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阴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壮志，但最终让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东西却是时间，这个造物主最伟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终于无奈地承认：本朝家法虽远过于汉唐，但惟独用兵取胜一道，实不及之。孝宗此时已开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对宰相龚茂良道：
“治体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时，春生秋杀而能成一岁，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无杀则无生”的理论整个颠倒了过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
早在几年以前，帝国便已经明显呈现出无为而治的状态。值得赞许的是，政治妥协在客观上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宽厚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效果，从而使整个当政期间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静的局面，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当今天子的政治作风无疑也有着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为人可以说是当得起淳厚英毅四个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这位帝国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而能做到克尽宫廷之孝，自古而来确实无有及之者。他后来的庙号为“孝”，就这一点来说实在也是当之无愧。
然而帝国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于现状积重难返，后果便不堪想像。天子最后返归到保守的老路上，饱受国禄的宰执大臣们要负主要责任。乾道时期的虞允文等尚还有些作为，但大多数人都是无所建树。本朝人才摧抑之极，在南渡以后终于看出了恶果，严酷剧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打击，再加上蔡京、秦桧之流的钳网之风，使士气摧损，流弊及于百年之后。士大夫们虽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不求尽忠，但思无过，各有安身立命之术，以使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云：举世习与相安，为获一吉人之誉而随事俯仰，始以容容，终以靡靡。孝宗一朝，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已而全无实效。最后在天子的妥协方针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线的实践者。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人的话一点不错。
幸运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参半。不知不觉间，帝国迁来临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则使南渡帝国的第二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后，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长大，虽没有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血泪洗礼，但他们自束发受教之日起，面临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惨痛现实。在父老耆旧的教诲下，他们同样为帝国的奇耻大辱而愤懑难平；即使在耽于安逸无所更张的无奈现实中，犹能不忘砥砺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这一辈人已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年轻的新一代，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任。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5节 三纲治天下
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刚受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纷怀牒于朝上书言事，朝野气氛正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与军事失败后的尴尬情形相比，召对上书一类事情本身并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陈亮这两个名字，还是给了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南渡后，一度入朝，因言论与秦桧不合而被贬出。朱熹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南剑州龙溪，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时进士及第。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