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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节 一语道破天机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于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于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