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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正史》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术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栖栖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0节 不惜一切手段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