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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性又好色，尤喜交结权贵；为人倾侧反复，惟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赵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到了东京了，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治达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赵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平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之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遥人生。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那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闹意见。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相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