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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麻烦。（328页）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
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
之案，且来可更仆数。试观临
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
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
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
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15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现在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6 一本破旧的春秋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
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
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
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
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
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
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
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
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
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
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
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
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
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
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
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
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我的
生活》，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时在 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
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
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
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
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
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昊把他的总部设
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
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
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
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
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
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
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
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
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
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屹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朴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中周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陈方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洋票与绑匪》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群众出版社，1993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杨宪益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宇，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整理者李辉附识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丁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