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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正说明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即使与Ｚ公开同居。
当地的华人对于你与Ｚ的同居反映恶劣。他们说：“别的没学会，学这个倒挺快的！”
我想起在美国另一个小城相遇的一个新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女孩子。她是学体育的，健
壮美丽。人们告诉我这位姑娘一到美国就立即美国化了，每天晚上都在夜生活中狂欢，花天
酒地，使已经数代定居美国的那些华人青年瞠目结舌，自愧弗如。
他们叹道：中国大陆毕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
据说，来自早就对美国大开门户、被参议员戈德华特称之为（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的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反而要拘谨得多。他们的演说能力，处世能力，活动能力与办事能力一
般低于新自大陆来的同胞。更不要说是政治辩论的能力了。大陆来的哪怕是一位家庭妇女，
谈起什么来也是一套一套。
一说是台湾在旅美华人中有强大严密的特务系统，一个持台湾护照的旅美人士早晨在纽
约说了什么，晚上就会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所知道。如此这般还能不拘谨吗？不知道这种说法
是否包含了“艺术夸张”。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否接触过那些当年的著名的“红卫兵”，他或她甚至曾经登上天安
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与林彪献“红卫兵”袖标，有的还按主席的意思更改了自己的姓名，穿
着绿军装，梳着小刷子，英姿飒爽，抡着钢头皮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后来就“五·一六”了。
后来就不知所往。
后来就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他或她现在穿什么衣衫呢？英语讲得
“味儿”如何？去打工刷过盘子吗？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拿破仑白兰地呢？他们还回忆
自己的峥嵘岁月么？
了不起的中国大陆人，他们的“戏路子”竟有这么宽，干什么像什么，抡皮带头就抡皮
带头，刷盘子就刷盘子！
而你远远没有这样轻松。你绝对不可能忘却你的祖国，你的前４６年的生命，即使里边
包括着那么多苦恼。１９８２年的会面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时间。诉苦哭穷之后你便
急切地询问我国家大事，当得知海外的某些流言蜚语并无根据的时候，当你得知国家有了新
的进步的时候，你欣慰由衷，长出了一口气。你又显出那热情专注而至沉醉的表情来了。你
又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老死在美国的，我要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有挨整的危险，我就只能推迟我的
归期。你激动了。
你又说：多呆几年也可以，可以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可以得到学位学衔。可以多攒一些
钱。穷，穷，穷真是遭罪啊！
你的话使我沉重，也使我益发骄傲。
你忽然兴奋起来，告诉我你在一些研讨会上与反华反共的政治谰言进行斗争的情况。你
说，离祖国越远，越感到做泱泱大国的一分子的骄傲，越感到了中国的分量。你激烈抨击那
些一到美国就马上用“白华”的口气把中国没头盖脸地骂一通，并以此来讨好邀功领赏的家
伙们。你的话是那样尖刻，我几乎要说你有点“左”了。
很不同。
１９７５年我终于见到了你。阔别了１８年，从１９５７年运动起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见
面。１９７５与１９５７，像文字或者数字游戏。１９７５年我在新疆，回京探亲之前我给
你写了信。你没有回信也没有按我信上所讲的时刻表，在估计我到京之后去看我。我以为邮
递出了问题，于是我到已被妻探寻出来的你供职的原学校去找你。那所学校我也是熟悉的。
一进门是一个方砖铺起的院落，东面是一幢楼，木楼梯是裸露在外的。你当年穿着短裤跑上
又跑下，踩出各种声响的楼梯，还是原样子。然而我已经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暑假，你
不在校，我留下了信，又留下了话。
你终于来看我了，你老了，然而，你还是你。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脸孔，一样的语气，
你不回答我的各种询问：却忙着劈腿一站告诉我的孩子：
你爸爸是个×才。
当时正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唯生产力论”，也不知还有一个什么
论，实质上是在批陈伯达。你却忽略了一切阔别多年之后的嘘寒叙旧，一张口便是极犯忌，
令人一听就起鸡皮疙瘩的“×才”。我的孩子立刻认为你疯疯癫癫，神经不太正常。
然而你对“×才”老友的招待却并非过去那样真诚。你变得油腔滑调。你说，反正要请
你们吃顿饭啊，要尽地主之谊啊，反正是地富反坏右，什么都齐了啊。你说除了学英语你就
搞照相，你说给别人照照、洗洗，放放照片，该联络的人也就都联络到了，该交换的好处也
就都交换到了。你紧接着说，怎么样，我也给你们拍两张照片，放大了留作纪念吧。你的神
态里隐含着不情愿的施舍的厌烦，倒像我们千方百计地找你是为了揩你的洗相纸和洗相液的
油，我脸红了。
为什么我们见面以后谈话是这种腔调呢？我还以为你见了我会落泪，会握住我的手，至
少说一句：想不到今生又见面了。我当时已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了呵！
５０年代，一去不返，维吾尔语的“一去不返”是说得很妙的，“硬译”则是“到那不
会归来的地方去了”。
你吹英语，我只能吹维语。你认真地建议我学英语，倒像５０年代你认真地回答我不必
把宝贵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外语上。我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多大兴趣。
１９７５年我对你学英语的建议视若梦呓。我是１９８０年才断断续续地学起英语来
的。失去了本来可以不失去的，事半功倍的五年。
你恶毒地笑着说，“感谢”文化大革命，解除了你的一切政治压力，思想压力，再用不
着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至少是犯过错误的了。你的恶毒的笑容使我后背冒凉气。人人有罪，
人人犯错误，不是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吗？大家轮流，机会均等，自由、平等、博
爱！
Ｊ在我和妻到达你家以后半小时带着孩子看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节目去了。她呆呆板
板地与我们告别。我们本来也是来看她的呀！她不是，曾经是常跑团区委的组织干事么？她
忘了？这也使我不知所措。当时你们的关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Ｊ只来得及介绍我们参观你们暂借的这一套房子的堆满了书的卫生间。Ｊ用嘲笑的口吻
说，你还要泡一盖碗茶，一面呷茶，一面读书，一面拉屎。要这个“样儿”呢。
后来在费城，你向我叙述的Ｊ的第一条“罪状”，便是不支持你读书。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又见过。你反复地说你对于西北一个地区喜欢吃自渍的酸菜的
农民生活的印象。中国人生活得太苦了，你说了又说。你想哭。我感到，你仍然是幼稚的。
在１４路汽车站等汽车的时候，你激烈地抨击市政建设的无计划，到处是洋灰、沙子、
砖瓦。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了。再也不傻了。我和你争论了两句，你不答。
我们已经谁也不能影响谁。
我们也说起过Ｌ，你说起Ｌ像说起一件遗失了的废品。Ｌ生活在老区，１９４６年就是
“少年布尔什维克”。后来上到北京一个中学，没上完便调到党的区委组织部。他酷爱文
学，迷上了罗曼·罗兰。他写了许多诗，许多小说，在自己的心爱的笔记本上。他命名自己
的笔记本为“心史”。我们一度几乎每个星期三个人都要聚会，各自朗诵自己的习作，讨论
政治经济国际国内问题。我们还互相通报自己的恋爱情况，我们从三个人的友情中得到了许
多温暖。１９５７年我们先后遭到“不测”之后，Ｌ几乎可以说是充满了温情地不断地来看
望我，去看望你。在我情绪最恶劣的日子里，我见到他确实如溺于水中的人见到了一只橡皮
船。在我“上山下乡”去劳动之后，他又竭力安慰我的亲属。他是我们全家老少的最好的朋
友。
他大概同样温情地不断向党检查自己的思想。似乎他说过，他怀疑自己就是那个“组织
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模特儿。实在该死：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的忠厚，由于他的白璧无瑕
的家庭出身与革命历史，他不断地被“帮助”，却迄无大难。终于，在１９６０年，他被大
大地“帮助”了，他的与“右派”划不清界限成了“劝其退党”的主要根据，他垮了。他不
能不重新衡量和考虑一切。
１９６２年你就向我传递信息，说是Ｌ不准备再与我们往来。就是说，Ｌ也要和我们划
清界限了。我不信，我试过几次，似乎你说得对。１９６３年，我要求向Ｌ辞行。我要到新
疆去了，这一去不知何时才归。一位老作家给我写送行诗说：
……文章与我同甘苦
肝胆唯君最热肠……
且喜华年身力健，
不辞绝域做家乡。
新疆当然不是绝域。新疆对于新疆人之亲近正像北京对于“京油子”之亲近。然而当时
我们对于举家迁疆还是看得很重的。我希望能与Ｌ告别。Ｌ谢绝了。
我感到痛苦。
后来我知道Ｌ比我还痛苦。我知道Ｌ因我而受的苦。
也许我太容易了解别人的苦了。我严峻不起来。我常常苦于无法做到动辄对别人进行判
决式、毁灭式的政治谴责与道德谴责。以至有人说我是是非不分。有人说这也是世故。这么
说，我学会了世故。
你对我则说，Ｌ已经完全变了。你告诉我，６０年代，Ｌ娶妻生子后不久，你去看望过
一次Ｌ，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胆小如鼠的庸人。
谈起Ｌ来，我发现，无论处境如何，你仍然充满了智力的自信和优越感。你撇着嘴。
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