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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2）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
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们在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作者是浙江绍兴五中的教师章玉安，诗不长，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见了报。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泛泛的纪念，也没有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文化旗手”、“硬骨头精神”等等颂词，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鲁迅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给今天的读者以严肃的思考和启迪，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贵之处。郭老曾有句云：“诗多好的少”，这首诗应该属于少见的一首好诗。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动寄来，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对一首诗的议论和评价了。“矛头”、“影射”甚至“反革命”一类词语，让人引起似曾相识的记忆，就在不多几年前，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此类“大批判”用语吗？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心里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等同志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只能说是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用个人名义，因为这位领导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交往，他寄诗文稿件给副刊，也多是直接给我写信。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果然，再无下文。
二十年之后，周海婴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由此引发了多篇文章，包括黄宗英那篇亲耳听到当时对话的权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1）
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引起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注意。一般说，群众团体的一次大会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本是正常的例行议程，不足为奇。但是报上公布“作协”此次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