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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智杰：这个话，我以为要分两头说，褚时建贡献很大，而且在他贡献的时候，拿得很少。就象您刚才说的，说创造十万，他才拿一万，十万分之一。
主持人：是拿一块吧？
晏智杰：拿一块。
主持人：创造十万，拿一块。
晏智杰：好，那就比例更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说明，企业家的贡献在当时没有给予相应的报酬。因为这个悬殊太大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一定，当然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这种情况去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他毕竟，后来的这种作为是不能宽恕的，是违法的，我们只能说，反过头来看，假定当初在企业家的报酬上，能够落实得更好一点，他会不会不走上这条路呢？那我的回答是，有可能，但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可能高薪就养廉了，不一定是因为……即使高薪也不一定都能养廉，因为在其他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也不时地会出现腐败的事件，而且那些腐败的人，往往就出现在那些拿高薪的人中间。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经济法则同道德观念，有时候不能完全替代，不能完全替代道德的约束。那么经济的制度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会肯定人们在经济创造方面的基本贡献。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仅仅依靠经济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话，我以为有时候是失灵的，毕竟人还是应该有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就有人有不道德的观念。因此，现在中央提出来，还要以德治国嘛，我以为，这恐怕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既要肯定他们的经济贡献，在分配制度上给予调整，不要再出现那样一种贡献和报酬太悬殊的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心理不平衡。我听说褚时建，后来他也一再地讲，为什么开始干这个事呢？就是因为太不平衡。那么我们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报酬，也可能会消除一些人的不平衡心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还要提倡以德治国，提倡人们要有一定的道德观念，要用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不至于使得人人都去钻钱眼，都去计较经济的报酬。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答才好。
至于说，企业家们究竟应该拿多少，我真也说不上来，现在还在研究，我听说各式各样的方案都有，现在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有的给得很多，有的给得并不多，那么国家究竟给多少？据我所知，好象还没个主意。我参加的一些讨论会上，我们有关部门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正在研究，我也说不上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观 众：我的问题是这样，我曾经听到一位国企的厂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搞这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它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买一配二”，比方说，你拿出十万块钱来买这个企业的股份，然后给你配送二十万块钱。然后他是这么说的，首先我拿不出十万块钱来，如果我能够拿出来的话，那可能我几年的薪水都达不到，我不要吃，不要喝了，但是如果我能够拿出来，那就证明，我是有“灰色”收入的。可能政府抓的腐败，他说如果我要是拿出来，那抓的就是你，就这样的。
主持人：你就说是我借的，或者说我们家海外有亲戚。
观 众：你说可能吗？
主持人：当然可能了。
观 众：对，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代表了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说怎么样去改？他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怎么样重新分配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您怎么看，透过他的这个话，来看这个国企的改革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
晏智杰：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然后才是分配问题，或者是同分配问题相关的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而事实上，现在国企改革还处在一个继续过大关的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国企基本脱困，这还是经过若干的调整指标之后，我们认可基本脱困，而真正要做到盈利，并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特别是能够迎接WTO，我们入世之后的这种竞争，那恐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我们要具体分析。如果说，你掏一，我就给你返二。这个如果作为一种正常的，一种改制的办法，我以为要打问号。如果是给一返二的话，这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合法途径吗？那么在分配上更不能够这样做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分配应当同要素自己的贡献大体相吻合，这就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我还得难为您最后一次，我想让您用一句话，不知道可能不可能，告诉我们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用一句话可不可能告诉我们？
晏智杰：可以，分配制度深化的理论依据，不是去深化和扩大劳动价值论，而是继续地深化和扩大对于生产要素价值论的认识。
主持人：好，谢谢您。
晏智杰：谢谢大家。
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院长，谢谢现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