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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如果哪一天，有媒体报道说张海迪自杀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极限”，并因此失去了创造力。她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
呵呵，你真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生活中的自杀者，多半都是那些性格孤僻、少言寡语、离群索居的人们，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实施自杀。请放心。
生存意义是人文的骨髓
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对于自杀行为的认可，我有两个前提必备，第一，身体的痛苦达到了常人可以忍耐的极限，而且这种痛苦是不可以治愈和消除的；第二，心理的压力达到了常人可以忍耐的极限，而且这种压力也是不可以治愈和消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加速度的形式增长。那个用八人的联合行动成功地实施了自杀的残疾人，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按照你的生死观，无论在任何时候，人首先都该把附加的情感、责任、道德等等重负放在前面，换句话说社会属性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正是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所在。我很想问一句：人究竟是在为谁活着？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尤其是当此问题发生碰撞和矛盾的时候，谁该让位于谁？纯粹为他人活着的人固然是高尚的，但从本质上来讲并不符合人生逻辑，那些为民族大义而捐躯的烈士，不可以称之为纯粹的为他人而献身，因为他们的死，是个人和民族利益的集合，两者是截然不可分的。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但人们生来总好把生命附加许多外在的东西，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你时常以自由撰稿人自诩，而且并不否认许多东西的发表是为了赚取稿费。其实还有一个你没有说出的动因，那就是作品发表的本身标志着你的成功，是你自身价值存在的意义被社会所认可了，没有了这些，谁还会另眼看你？所以，有时你为了追求发表的成功率和扩大读者群，不得不屈尊迎合。也许，我这是异己之心的一种臆测，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自杀是痛苦的极限
话题还得扯回来，那个自戕的残疾人，没有我们幸运，种种的主客观原因，没有给他任何可以证实自己生存价值意义的机会，更要命的是他还要在无尽的索取当中苟延残喘，因而，主观上为了终结自身已经达到极限的压力，客观上为了断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无休止负担，他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该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和尊重他的选择。只有人才能做到这点，其它动物做不到，这也是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所在。至于谈到海明威就更可以理解了，他是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极限的压力，而且这两者都是无法治愈和消除的。正如你所言，我们所谈到的许许多多名人的自杀，大都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但不是所有出现问题的人就都丧失了理性。比如，凡高和尼采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无可置疑是没有理性可言的；而海明威不同，他患的是抑郁症，而且是由于身体的其他疾病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能工作所引起的。抛开其他疾病的痛苦不说，单就抑郁症而言，我是有亲身体验的。六年的抑郁症治疗史，给了我充分的发言权。致病原因很典型——突如其来的终生致残打击和接踵而至的婚姻变故。当抑郁症突然而至时，我只是乱了方寸，遍求了所住医院的权威，无一人能得出正确的诊断。可以原谅的是，那时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还相当陌生，而我的病情却发展到了可以忍耐的极限。那种痛苦是人间任何语言都无力表达的，可以这样讲，如果它是不能治愈永无尽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抗得过它的煎熬，因为它并不直接危及生命，却让地狱间的所有苦难成倍地永无休止地伴随着你。我当时是流着眼泪恳求家里人帮我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自己无能力自杀，24小时毫无睡意地就这样忍受着煎熬。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悟性，让我想到了安定医院。到那里就确了诊、就给了药、就止住了病情的蔓延。在漫长的六年治疗史中，我的病情也反复发作过无数次，最严重时，曾做过电刺激（就是对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病人使用的电击疗法）。但是我再没有产生过想死的念头，因为它不是无尽头的，是可以治愈的，是有希望的。我的亲身体验是：抑郁症病人并没丧失理智，只要他们清楚这病症在现代医学中是可以治愈的，就不会选择死亡。海明威的后期时代，这种病症还不能有效控制，加上其他综合原因，导致自杀的选择，是完全有理性控制的行为。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霍金虽有残疾缠身，却少有痛苦折磨，离“极限”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的创造力未因残疾泯灭，相反更得到了激励，他们比常人活得更有价值，上帝应格外开恩给他们以长寿才是。
至于川端康成的自杀，因为有争议的原故，不想过多涉及，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对他的理念应该有所了解。川端的作品以虚无主义思想为基础，从直觉出发，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种因素构成基调，而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死亡来反映空虚的心理、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追求一种所谓颓废的美。这至少说明，他活着的时候，对生命的存在，有他独到的理性认识。至于把他的死与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联系起来，未免过于牵强，两者实在毫无可比性。武士道精神的内核是对天皇的效忠，这种自杀是极端忽视生命本身之价值的，因为处在那样的氛围中，作为个体已不存在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他杀行为的一个变种，就像美国的太阳圣殿教，那么多人只服从于一个声音，接受同一个命令，哪有个人意志可言？何以能称之为自杀？
你谈到的对张爱玲因病而亡凄艳景象的赞赏，并不能反证自杀者就一定都是惨不忍睹的。人的死后状态与主、被动的选择方式没有必然关联。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因为对黑暗世界的绝望，在服下了一瓶安眠药后，异常平静地死在了一张摇椅之上。死前她卸下了所有的装饰，身着一袭白色旗袍，那与世诀别的场景更是凄艳美绝，她反衬出那个黑暗世界的丑陋与肮脏。反之，大体在病痛煎熬中自然死亡者，其形其貌倒是不忍目睹。
如果哪一天，有媒体报道说张海迪自杀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极限”，并因此失去了创造力。她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张海迪的生死观是我早就熟悉的，以下节选一段她与残疾作家史铁生的文字对话：
张海迪：“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了。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
史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
我很欣赏张海迪对生死问题的这种达观态度。老实说，这达观的态度很大成分是来自于无奈，而无奈又是生命的残缺带来的，但残缺最终又创造了完美，人们就是在这生生死死、寻寻觅觅中创造着完美。在异国他乡自戕的诗人顾城曾说过：“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寻找光明。”这光明在哪里？不在人间，却跑到了地狱（按中国人传统观念，人死了总是要接受地狱中的阎王小鬼儿管辖的），顾城去了；海明威、莫泊桑、马雅可夫斯基去了；三毛和徐迟也紧步后尘，还有早年那个画向日葵的荷兰画家凡高，在世一生穷困潦倒，仅卖出一幅《红色的葡萄园》，自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每幅作品都标价到了天文数字。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追求或是上帝所赐予的光明吗？我同样也在追问着自己。
为自己而活
如果说我是为了父母活着的，那么，他们死了，我怎么办？追过去？赶紧自杀？我不赞成自杀，也许是在为自己活着找的一个借口吧？你知道，我是绝对不想自杀的。不能延长生命已经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了，人为地缩短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