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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警察吗？”赵鄂说，“我姓赵，您在我的门上留了张名片……”
“噢，赵先生？”警察说，“您来一趟派出所吧。”
“有什么事儿吗？”他问。
“嗯……还是见了面儿再说的好。”
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个前日去往他家的警察接待了他。警察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户籍档案，看了看上面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后诧异地抬起了头：
“这么说……你叫赵鄂？”
“是。”他回答，一脸困惑地等待下文。
“这个赵湘……”警察把一根手指放在了赵湘的照片上，“是你的孪生兄弟？”
“对。”他回答。
“他目前在北京？”
“对。”
“具体住址是……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对吧？”
“没错儿。怎么了？”看到警察凝重的神情，赵鄂的脸上终于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你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噢……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得知了自己兄弟的噩耗，赵鄂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连那身显然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都没有更换，便驾车去了北京。出了收费站，他按照马场道派出所给他的号码，与负责办案的警察陈耳东通了电话。由于陈耳东的准确指点，赵鄂沿着东四环径直向北，在20分钟后到达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大门口。
看见那辆悬挂“津”字头车牌的跑车，已经等在那里的年轻刑警小胡随即迎上前去。
“赵先生吧？”
当他下了车，正在锁门时，小胡上下打量着他问。
“是我。你是姓陈吗？”赵先生反问，“刚才我们通过电话……”
“噢，不是，”小胡摇了摇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片刻，刚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工作的陈耳东便和梁子匆匆从分局大楼里走了出来。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过，第一次见到这位赵氏兄弟时，陈耳东非常诧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两兄弟的一张合影，但这会儿，还是为他们的相像大为吃惊。当然，他并没有流露这一点，与这位打扮鲜艳，长相跟他一天前所见过的那具尸体完全相同的人握了握手，便叫赵鄂上了梁子的警车，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刑警队。
某分局刑警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是一座带院子的二层白色楼房。楼房建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四方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虽然门前没挂牌子，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鉴于某分局法医处在刑警队大楼的后院，不少像陈耳东这样的刑事警察要在这儿让手头儿案子里的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所以，除了经常在自家的窗户里看见一些里头塞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罪犯的警车进进出出，住在对面的那座楼房里的居民，时不时还会看见一些在警察的陪同之下，嘤嘤抽泣或者号啕大哭的男女老幼走出大门。而当赵鄂下了梁子的警车，跟着3个警察往里边走时，则刚好遇到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晕倒在院子当中。
进了楼内，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截连接另一座小楼的甬道，几个人来到太平间。在一间值班室的窗口，法医处的一个警察让梁子在一张登记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从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吩咐他们跟他走。
进了阴森冰冷的停尸房，看了看手中的登记簿，警察在一大排不锈钢柜子上找到了一个号码，随即哗啦一声拽开一只抽屉。
应该说，直到这会儿，赵湘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不过，当梁子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让他看了一张与他的长相完全相同，但却面色土灰的另一张脸时，他一下子就惊恐到了极点，浑身颤抖地朝自己的孪生手足望了约10秒钟，便突然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赵鄂在停尸房外间的一个水池上呕吐了足足半个钟头（这一次显然不是因为食物的问题），直到把他回到天津后惟一在起士林所吃的一顿饭连同苦胆全都吐了个干净，陈耳东才与梁子好歹搀扶起他来，连拉带拽地拖进门外的一间办公室。
他像一摊烂泥似的趴在一张桌子上哭着。陈耳东和梁子在两边劝慰着，说了些诸如人死不能复生一类的话，见没有效果，索性由他而去，两个人到一旁的水池清理被他分别溅在衣襟和裤脚上的呕吐物。而后，陈耳东来到走廊，打电话给涿州警局的那位刑警队副队长，询问他那里是否取得某些进展。
当陈耳东失望地收起手机，再次回到屋里时，那位痛失兄弟的画家已经停止了哭泣，正独自坐在桌边，呆呆地朝窗外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凝望。听见有人走了进来，他慢慢地扭过了脸，看到陈耳东湿漉漉的衣角，顿时充满了歉意。
“真是对不起，”他愧疚地说，“我实在……”
“没关系。”陈耳东不在意地说，随即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见梁子已经做好了记录准备，他打开手中的一些材料问道：
“你叫赵鄂，对吧？”
“对。”他回答。
“死者……的确是你的孪生兄弟赵湘？”虽然已经十分肯定，可陈耳东还是这样问道。看到他木讷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问，“能不能和我说说他？”
“当然……可以，”赵鄂犹豫着回答，“……你想知道些什么？”
“无所谓，”陈耳东说，“只是随便聊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自打接手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的案子，这是他和死者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大约谈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赵氏两兄弟的许多事，都是在这会儿了解到的。其中包括两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各自的艺术特长；二人目前不同的职业，以及他时下正要前往美国，去一所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这些情况。
这位赵氏兄弟还告诉陈耳东，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意外（指的是他的存折被盗一事），此刻他应该正坐在了飞往纽约或者波士顿的航班上。
在谈话中，陈耳东着实感到这两位双胞胎兄弟实在是与众不同，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别的暂且不提，光是哥儿俩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他无法理解。
按照赵鄂的说法，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两个人便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两年，几乎已经没有来往，以至于相互之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看起来赵鄂的这种说法倒也的确是真的。陈耳东发现，赵鄂不但不知道赵湘拿了自己老板大把的美元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赵湘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至于赵湘与习亚兰的一切，赵鄂还是从他这儿听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赵鄂懊恼地说，“赵湘怎么跟习亚兰搅在了一起，居然两个人还结婚了？我前天在他那儿呆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走……这么多的事儿，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
赵鄂还告诉陈耳东，似乎习亚兰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俩的事，“这实在有点儿奇怪，”赵鄂说，“昨天早起我还看见了亚兰她奶奶，那老太太也没对我说呀？”
听说赵湘也曾经打算去美国，并且被拒签了，赵鄂更是非常吃惊，而得知赵湘有可能是因钱财上的问题招致这场飞来横祸，更是长吁短叹，他表示──如果数目不是太大，依照他的能力，多半可以为自己的兄弟解决难题，那样一来，或许赵湘就可以摆脱困境，而不至于……
为了弄清案发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赵湘见过面，陈耳东让赵鄂留下了指纹，以便与现场杯子上的指纹相对比。随后，尽管知道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陈耳东还是问了赵鄂前天是何时离开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赵鄂还是配合了陈耳东的工作，告诉他自己是5月16日的晚上九点一刻离开的，而后乘坐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火车返回了天津。
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在侦破一起起重大杀人案之中──在锁定侦查对象之前，刑事警察陈耳东总是怀疑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便是死者的妻子、丈夫、子女、父母也不会轻易放过。理所当然──也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因此他当时竟板着脸，毫无人情味儿地要求赵鄂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
与大多数因私乘坐火车的旅客相同，赵鄂也没有保存一张没人报销的车票。不过，生气地皱了一番眉头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告诉陈耳东说──临上车之前，他曾经因为月台上的湿滑而跌倒，或许那趟车的6号车厢的那个高个儿女列车员能为他作证。
要说起来，我的朋友陈耳东的确是一个办事认真的警察。为了排除赵鄂的嫌疑，他还真的让梁子于当晚前往北京站的月台，去找我在前节所提到的那位W小姐了解情况。鉴于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些原因，虽然梁子出示的是一张照片复印件，但W小姐一眼便认出了那个让自己颇为心跳的意中人。
总之──那天的谈话，陈耳东并没有从死者的这位孪生兄弟口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关于赵湘那份人寿保险，他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虽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那只是对常人来说，而富有的画家却并不打算接受。
“就……全给那个叫……什么‘芊’的女人吧。”赵鄂说，“既然赵湘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即便是没有她，这笔钱我也不想要，我怎么可以通过我兄弟的死而从中获利呢？”
一阵感动之后，陈耳东与赵鄂提及他兄弟的遗物处理。被害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盥洗用具，被褥，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一台电脑，还有一辆汽车。赵鄂叹息着告诉陈�